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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7月28日

“现在是人民自我发现”

——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张家界日报》原副总编辑卓今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肖舞

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凭借理论评论著作《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斩获殊荣。近日,卓今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围绕获奖感受、新大众文艺的现状与挑战、算法时代的文学走向以及个人学术道路等话题进行了深入分享。

文学重新成为无数人共享的精神家园

卓今得知获奖消息时,正在前往北京参加中国文学大会的高铁上。“列车在华北平原飞驰,我的心情也一样飞驰。”她如此描述当时的激动。本届理论评论奖竞争激烈,据说有两百多部作品参评,最终仅五部获奖。但她认为,这份荣誉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颁给了新大众文艺本身”——这部著作获奖,意味着对这一新兴文艺形态的研究及其繁荣发展将获得极大推动。

“过去是‘精英发现人民’,现在是‘人民自我发现’。”卓今用这句话概括了当下文学创作主体的深刻位移。王计兵在本届鲁迅文学奖中作为素人写作代表获奖,陈慧进入提名前十,都在释放同一个信号: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重新成为无数人共享的精神家园。

谈及研究过程中的身份认知,卓今坦言有一个重要转变:“与其说是我在研究一个对象,不如说是这个对象在不断地教育我、修正我,甚至颠覆我。”她发现,王计兵、陈年喜、皮村工友这些素人写作者,“自成一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传播逻辑、评价体系和生命力。我作为一个学院研究者,是一个‘迟到的学习者’。这个认知的翻转,是我最大的意外收获。”

从“精英发现人民”到“人民自我发现”

要理解“新大众文艺”,需回溯“旧”的大众文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大众化成为方向,涌现出大量根据地报纸、戏剧、墙报、快板等文艺形式。但当时的领导者多为精英作家,以带动形式引导大众表达——那是“精英走向人民”的阶段。

“新大众文艺”概念由《延河》杂志于2024年底正式提出,但卓今认为其现象可追溯至十年前。她对个人的关注则始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湖南外卖小哥雷海为夺冠,这一事件让她敏锐捕捉到素人写作的勃兴。

在这前后就有余秀华、李娟等素人写作者不断涌现,全国形成几大“高地”:东莞打工文学,王十月等人从流水线走出;益阳清溪村,周立波故乡的农民“吃上了文学饭”,《中国作家》《湖南文学》发表他们的作品;宁夏西海固,数十人的作家群中马慧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皮村工人俱乐部,范雨素是佼佼者。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从《诗经》到算法时代

书名“劳者歌其事”出自《诗经》,蕴含朴素的文学发生论——文学从人们的生存经验中生长出来。全书分三部分:“走进大众篇”追溯从精英带动到大众自我发现的历程;“算法诗学”探讨AI“说人话”及人机共谋的文学新生态;“劳动者星丛”借用阿多诺“星丛”概念,呈现素人写作群体各自独立又彼此照亮的文学图景。

在理论层面,卓今提出了多个原创概念。“链式叙事”指的是算法鼓励与传播通道畅联,使民间叙事路径从线性封闭走向多元开放。“众在文学”描述的则是全民参与、人人可写的文学新形态。而更具颠覆性的判断是“准主体”——算法与平台已成为拥有阐释权和生产权的“准主体”,传统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由此失效。算法不再是中立的管道,而是主动地预测、塑造乃至创造人们的欲望和偏好,行使着过去只有批评家才能拥有的“阐释权”。

她以“星丛”来形容新大众文艺群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发光体,为了叙述方便才被纳入框架,“但他们自己并不承认被定义”。她指出,文学评价标准不应唯精英化,来自生活现场的文字,其真实性与共情力本身就是宝贵的文学价值。“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标准更贴近文学的实际发生方式。”精英与大众并无严格界限,刘慈欣是电站工程师出身,余华曾是牙医,余秀华、李娟如今也进入体制内,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素人写作绝不会止步于“素人”,当写作者素材用尽、向精神高处精进时,会自然完成经典化过程。

“算法向善”:打破门槛,也要警惕陷阱

所谓“文学精神的重构”,核心是打破三重门槛:发表门槛、鉴赏门槛、被认可门槛,实现每个人都能自主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传统文学评价由期刊编辑、批评家、出版社主导,而新大众文艺的价值由广大接受者通过转发、跟帖、推荐来鉴定。

但是,卓今也清醒指出其中弊端:算法根据大众喜好推送,形成“越通俗越被追捧,越高深越被冷落”的闭环。她在理论建构中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四重能力”:大众有能力对复杂性进行探索和表达;大众有能力利用算法进行自我超越;“求知是人的本性”,文艺创作本身就是追求超越性的体验;大众文艺真实地保存和锻造人们的语言与感受力。但她同时警示,算法的工具理性与资本逐利逻辑的耦合,正引发“路径同质化、主体异化、意义消解”等伦理困境。“信息茧房”限制了叙事视角的多元传播,算法对创作的隐性规训导致创作者沦为流量附庸。浅阅读甚至会弱化大脑前额叶的深层思考能力。因此她提出“算法向善”作为数字时代技术伦理的核心范畴,呼吁跨学科协作,从底层逻辑与行业配套机制层面调整优化,平衡流量传播与深度文学价值。

AI写作的核心层没有“人”在

关于AI文艺作品的未来,卓今认为AI写作的核心层没有“人”在,只是按语料库检索和重构,但它参与传播、主导部分价值,也算文学的一部分。她认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主体一部分让渡给了工具或媒介”,人们需要学会“如何在一个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复杂网络中生活”。AI可能达到中等以上水平,但真正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仍需人来产出。“人有表达欲,这是不会消失的。”她预测,AI不会取代人类创作,而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人机合作。

该书写作历时三年多,面临三大困难:查阅延安文艺时期大量书刊报纸;掌握Python、LDA主题模型等算法逻辑;对全国素人写作进行田野调查与数据可视化分析。

卓今的学术道路为此书奠定了深厚根基。她曾在《张家界日报》任副总编辑,2005年调入省社科院。2006年起研究残雪五六年,出版《残雪评传》《残雪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通过残雪之兄邓晓芒教授深入了解康德、黑格尔哲学。后攻读博士专研阐释学,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一路深入,同时梳理中国阐释学传统,相关成果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文学精神的重构,本质上是对文学标准的一种调整”

卓今认为,转向新大众文艺并非学术转折,而是她长期关注文艺现场的必然延伸。她特别说明,社科院研究者在观察新大众文艺时具有独特优势:“高校偏重经典,而社科院的优势恰在于介入鲜活的文学生态。”真实的文学现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话语难以准确地描述和命名这一切,这一现实困境恰恰成为她写作的直接动力。

她建议,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摆脱“言必称希腊”的路径依赖,回到中国文艺现场,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湖南省社科院评价该书为“国内系统梳理新大众文艺发展脉络、搭建专属阐释框架的精品力作”。用精英文学标准要求大众文艺既不合适也不公平,新大众文艺作者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恰恰是精英文学无法替代的优势。“文学精神的重构,本质上是对文学标准的一种调整,是对多元表达的一种承认和尊重。”

在卓今的观察中,新大众文艺现场不乏湖湘底色。东莞打工文学有大批湖南籍作家深度参与;周立波《山乡巨变》的诞生地清溪村成了农民写作的全国样板。湖南写作者自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湖湘文化基因,“让素人写作有一种关注社会价值层面的自觉”。新大众文艺是一个未完成的文艺事实,始终处于生成与变化之中,需要以开放的姿态持续观察与思考。

记者手记:

从残雪到外卖小哥,从德国古典哲学到AI算法,卓今的学术版图跨度极大,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线索:对“人如何表达、如何被看见”的关切。而她对自我的清醒定位——“迟到的学习者”——让她在研究中保持了难得的平视与谦逊。她的获奖,标志着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正式进入主流评价体系的视野。“现在是人民自我发现”——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最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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