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舟

在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读书人早已不必亲手抄写书籍。然而在古代，抄书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必要途径，更是一桩文人间流传已久的雅事。

抄书的历史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便曾“佣力写书”，靠替人抄书换取生计。东汉初年的梁子初和杨子林，从弱冠之年抄到皓首白发，用简策抄写了万卷图书，成为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手抄万卷藏书家。可以说，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抄书是书籍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许多珍贵典籍依然靠抄本流传。

明末清初，抄书之风尤为兴盛。大学者黄宗羲的藏书楼不称“藏书堂”而名“续钞堂”，自述缘由时淡然一语：“所藏之书多有一生辛勤抄录者。”他早年四处访书，先后向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等处抄书，晚年仍不辞辛劳，八十六岁高龄时经范氏后人特许，破例登上宁波天一阁，“悉发其藏”，从中抄录大量未见之书。续钞堂藏书最多时达六万余卷，其中抄本占了极大比重。黄宗羲曾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在他眼中，抄书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明理。

说到抄书的趣闻，清代学者朱彝尊的故事最令人莞尔。朱彝尊爱书成癖，自称“就像鸟儿见到喜食的食物，忍不住要去啄食；鱼儿进了清水之中，必欲畅泳一样”，这瘾癖是克制不住的。他听说藏书家钱曾藏有善本秘籍《读书敏求记》，秘不示人，便心生一计：置酒高宴，邀钱曾与江左名士同席，席间将其灌醉，再用黄金与轻裘贿赂其书童打开书箱，连夜雇来数十名书吏分头抄录，一夜之间竟将全书抄完。事后朱彝尊再三道歉，钱曾被他的爱书之情打动，不但没有计较，反将原稿借他校对。此事在文人圈中被戏称为“雅赚”。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朱彝尊在京城供职史馆时，常携带一名抄书手出入南书房，随时抄录各地进呈的图书，不料遭人告发，因此被罢去翰林检讨之官。这便是“美贬”的由来。丢了乌纱帽，朱彝尊却毫不在意，在书椟上刻铭自嘲：“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七品官换来万卷书，孰智孰愚，恐怕只有爱书之人才能解其中味。

然而藏书并非总是风雅之事。明末清初，藏书家多将珍本秘不示人，一旦遭遇水火兵燹，便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文化损失。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号称大江南北第一，多宋元孤本，当年黄宗羲登楼观书时曾惊叹“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然而顺治七年一场大火，绛云楼与其中七十三大柜典籍同归于尽，天下爱书人无不扼腕。有感于此，藏书家曹溶撰写了《流通古书约》，提出藏书家互通藏书目录，各请人誊抄互换，既可防止典籍损毁，又能促进古籍流传。他写道：这样做有“珍藏不出门”“有功于古人”、使藏书日益丰富等四重好处。曹溶的设想虽然未能在当时完全实现，但其保存和传播古籍的思想，却照亮了后来的藏书之路。

这种精神在近人郑振铎身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抗战时期，郑振铎困守沦陷区上海，自称“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张元济等友人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抢救珍本善本三千八百余种。他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这些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古籍，终成今日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库藏基石。

抄书之苦，藏书之艰，救书之险，其中蕴含着多少个人的酸甜苦乐。然而从更深远的目光来看，那些伏案抄书的学子，那些殚精竭虑保存典籍的藏家，他们在一笔一画之间传承的，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命脉，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