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舟

逛旧书店是爱书人的一大癖好。民国年间，北京、上海一带旧书店鳞次栉比，旧书店老字号并肩而立。一般在午后，文人学者便从各处汇入这些书肆，寻宝觅珍。那些发生在书店里的聚散传奇，至今读来仍觉温暖。

郑振铎对古籍痴迷近于拼命。一回在来青阁翻出《秋风三叠》，见同好也眼放光，便拱手相让。更惊心动魄的是他营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壮举：日寇入侵后，常熟旧山藏书楼被炸毁，残书流入上海旧书店。郑振铎倾尽积蓄，卖去大衣礼帽，四处举债，凑齐一万元购得全书，险些赔上全家十口数月口粮。

阿英专淘旁人不要的“破烂”。在城隍庙桥头旧书摊，他翻出发黄的《国粹学报》、弹词唱本、清末民初期刊。有一次挑了一大摞，老板开价五元，他只有三元，幸得友人相助。正是这些“破烂”，帮他写出了《晚清小说史》。

胡适逛旧书店也颇有滋味。他在北平琉璃厂常与书商攀谈，淘到不少珍本。有一回，他在旧书店里发现一部《红楼梦》乾隆抄本的过录本，虽然残破，却兴奋不已，说“此乃红学之宝”。他还在日记里记下逛书店的乐趣：“闲步琉璃厂，入一书肆，得《水浒传》金圣叹批本，价甚廉，欣喜而归。”

作家朱自清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1920年，他还在读大学，一次在琉璃厂华洋书庄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十四元。那时的十四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手头没有，却实在放不下这本书——于是硬了心肠，将结婚时父亲费尽周折为他做的一件大氅当了出去，换了十四块钱，终将字典捧回。父亲做那件大氅时颇费了张罗，朱自清后来每念及此，心中五味杂陈。至于郁达夫，又是另一种光景。他在虹口常去犹太人的旧书店，讲一口流利英语，与店主交谈如拉家常。他还写诗自嘲：“绝交俗谷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鲁迅在北京十四年间，逛琉璃厂达480次，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等传世之作，都离不开旧书店的贡献。有趣的是，他曾在旧书摊花一角钱淘到裴多菲的唯一小说《绞吏的绳索》，书页散落，他却如获至宝。

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常逛“文求堂”古籍书店。当时他受警方监视，总有一位侦探紧跟。时间久了，侦探竟主动替他拎书包，两人看上去像一主一仆。一次他在文求堂发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索价12元，他买不起，便在店主指点下去东洋文库借阅，从此叩开甲骨文研究的大门。

巴金则是另一种风格。他常去上海大同书店淘书，凡是想买而店里暂时没有的，便写下书单请掌柜代为留意。久而久之，书店根据这些书单知道了他的爱好，遇到未列在单上内容相近的书，也替他留下，其中有不少正合巴金的“胃口”。他在法国留学时也毫不含糊——每月100美元的生活费，只拿出30元用于伙食，余下的大部分都交了书店。他晚年回忆年轻时找一本书的艰难，说希望将来能建一个图书馆，“大家不分贫富都能到这里来，读他们爱读的书”。

徐志摩和林徽因逛旧书店的故事则带着几分浪漫的底色。他们在伦敦求学时，常去切林克拉斯路上最大的一家旧书店叫福也尔，四层楼，还带地下室。两人常常从书山书海中翻找心仪的作品，弄得满手尘灰，却捧着书笑盈盈地走出来。有一回，林徽因发现了一套精美的济慈全集，悄悄替志摩订下，约好下午三点去取。志摩夹着书出来时，她正等在马路对面——这便是旧书店里独有的默契，无需多言，一本好书便是最好的馈赠。

这些旧书店里的聚散，聚的是浩瀚书海的智慧，散的是人与人之间最见性情的温暖。旧书店从来不只是交易之所，每一个驻足的人都留下了与书的缘分，让这些街角深处的书店，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别具人情味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