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泽清

影院灯光熄灭的瞬间,银幕上先浮现的不是画面,而是一段静默的黑场——没有配乐,没有旁白,只有细碎的电流杂音在黑暗中游走,像极了那些被尘封在历史缝隙里的呜咽。

当731部队的铁皮大门终于在黑白影像里缓缓开启,锈迹斑斑的门轴发出刺耳声响。我忽然意识到,这场观影从不是一次普通的看电影,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直面,直面人类文明史上最狰狞的一道伤疤。

影片没有采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开篇便用一组拼接的史料砸向观众。泛黄的关东军作战地图上,哈尔滨平房区被红笔圈出,标注特别军事区域。1932年的公文档案里,防疫给水部的字样下藏着活体实验、细菌武器研发的密写指令。还有幸存者晚年对着镜头颤抖的双手,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们叫我们‘马路大’,不是人,是‘材料’”从老人沙哑的喉咙里挤出来时,影院里的呼吸声仿佛都凝固了。

没有刻意渲染的血腥场面,却比任何特效都更具冲击力。

实验室的铁架台上,贴着编号的试管里装着浑浊的病菌培养液,标签上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的字迹被岁月晕染,却依然透着冰冷的恶意。解剖室的水泥地面上,暗红色的污渍早已干涸,却能让人清晰想象出当年鲜血浸透地砖的模样。

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影片对日常化罪恶的冷静呈现。

镜头扫过731部队成员的宿舍,墙上挂着家人的照片。穿和服的妻子抱着孩子,笑容温和。书桌上摆着医学院的毕业证书,烫金的救死扶伤字样在灯光下泛着讽刺的光。他们白天在实验室里,用精密的仪器记录“马路大”被注入病菌后的体温变化,在解剖台上用手术刀精准地划开器官,甚至会为了实验数据准确,争论麻醉剂量是否影响结果。晚上回到宿舍,却会给远方的孩子写家书,叮嘱要好好读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种分裂感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恶魔都是面目狰狞的固有认知。原来罪恶最可怕的形态,不是青面獠牙的暴行,而是穿着文明外衣的麻木。当科学被绑上强权的战车,当效忠国家成为泯灭良知的借口,连拯救生命的手术刀,都能变成屠戮的工具。

影片中段,一组对比镜头让我鼻尖发酸。一边是1940年的平房区,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将装有鼠疫跳蚤的瓷瓶,悄悄投进中国村庄的水井。镜头切换,是2020年的实验室,中国科研人员穿着防护服,在P3实验室里争分夺秒地研发新冠疫苗,同样是实验室,同样是微生物研究,一边是散播死亡,一边是守护生命。

还有一组细节,731部队的档案里,记录着将儿童作为实验对象,观察病菌在幼体中的传播速度,纸页边缘还留着研究员潦草的批注：“数据珍贵”。而影片结尾,是当代小学生在纪念馆里,对着“马路大”的遗像深深鞠躬,稚嫩的声音念着：“我们不会忘记”。

这两组跨越近百年的镜头碰撞,像一记重锤砸在心上。

历史从不是割裂的,那些曾经的罪恶与如今的坚守,本质上都是对文明二字的不同回答。文明从不是科技的先进、制度的完备,而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人的尊重,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把同类当作实验材料的底线。

影片接近尾声时,银幕上出现了一段长达三分钟的空镜。被拆除的731部队遗址上,如今长满了青草,春风吹过,草叶轻轻摇晃;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纪念馆的展柜里,当年的实验记录册被玻璃罩保护着,阳光透过窗户,在纸页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没有旁白,只有轻柔的钢琴曲流淌,却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我意识到,影片之所以不刻意煽动仇恨,是因为它想传递的从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真相——记住“马路大”们没有名字的悲哀,记住科学脱离人文的危险,记住强权碾压良知的代价。就像纪念馆墙上刻着的那句话:纪念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走出影院时,傍晚的阳光正斜斜地照在街道上,下班的人潮匆匆走过,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笑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一场鲜活的生活剧。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臂,感受着皮肤下温热的血液流动——这是人的温度,是731部队的受害者们再也无法拥有的温度。

观影结束,但那些画面、那些声音,却像一枚血色的烙印深深刻在心里。它提醒着我,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文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成果。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都背负着历史的重量,也肩负着守护未来的责任。守护那些不把人当材料的底线,守护那些科学为生命服务的初心,守护这个世界,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扇731部队的铁门。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温暖而明亮。

我想,这大概就是对那些逝去生命最好的告慰。用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用我们对文明的坚守,告诉他们,真相没有被遗忘,底线没有被突破,而人类,始终在朝着更光明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