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泽清
作为首位斩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的文字始终浸着苏北水乡的湿润与厚重。他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童年恰逢物质匮乏年代,十五天盼一顿干饭吃的窘迫、河网交织的田野、乡邻间递花生塞红薯的细碎温情,都成了他创作的精神原乡。
在《草房子》扉页,曹文轩写下:“一个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这部带着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正是他拆解重组成长记忆后酿出的泥巴味的酒——无华丽辞藻,无悬浮的感动,全是从生活里抠出的实在。
桑桑的闯祸,不是童话滤镜下的可爱调皮,而是曹文轩对童年不懂事的精准复刻。这个剪了母亲蚊帐做渔网、把碗柜改成鸽子笼的男孩,藏着无数乡村少年的影子——就像曹文轩儿时在水乡田埂疯跑,曾偷拿家里镰刀挖泥鳅,结果镰刀卡在泥里掰断,被父亲罚站灶台边,看母亲擦着眼泪煮稀粥;也曾学大人把晒谷场稻草堆成城堡,最后稻草吹散,还压坏了邻居家菜苗。这些在孩子眼里惊天动地的冒险,在成人世界里,全是要低头道歉、默默收拾烂摊子。
而桑桑的成长转折,也暗合曹文轩对心灵再造的书写。桑桑生病时,夜里偷摸着去温幼菊的药寮,听她唱“长亭外,古道边”,转头见父亲桑乔蹲在门槛抽烟,烟头火光在夜里一明一暗,父亲的头发似乎比白天白了许多。后来他摸着父亲熬红的眼睛,第一次说“爸,我不难受”,这不是突然懂事,而是看见他人辛苦后,学着收敛任性的真实过程。
曹文轩曾在访谈中说,成长不是瞬间顿悟,是无数个看见别人的瞬间凑成的。桑桑的故事,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
杜小康的跌落与重生,则是曹文轩对“困境即成长加速器”的深刻诠释。这位曾因拥有油麻地唯一自行车而风光无限的少年,蓝布褂子没打过补丁,放学时身后跟着一群凑趣的同学,连买根冰棍都引来羡慕——这像极了曹文轩记忆里供销社主任家的孩子,口袋总装着水果糖,是所有孩子围着讨好的对象。但曹文轩不用阶级差异制造冲突,而是以家道中落的转折,撕开成长的真实底色。
杜小康家杂货铺关门时,门板被拆去抵债,父亲杜雍和蹲在门槛抽烟,一言不发,烟灰落满了裤腿。他不得不卖掉自行车时,摸着车把,眼泪砸在车座上,却不敢哭出声来——曹文轩没写撕心裂肺的痛苦,只写沉默与不敢哭,因为他深知,物质匮乏年代,体面的崩塌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悄无声息,却比哭声更戳人心。后来杜小康跟着父亲去放鸭,住漏风的草棚,每天啃干硬的面饼,手上磨出水泡,脚被芦苇划破,夜里听着风吹芦苇的沙沙声,想家却不敢说——没有绝境逢生的奇迹,没有贵人相助的巧合,只有日子要过下去的硬扛。
最戳人的不是放鸭的辛苦,而是杜小康后来回油麻地,在学校门口摆摊卖文具的场景。他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摆着铅笔、小本子,遇见以前同学不躲不闪,笑着问要不要买块橡皮,五分钱一块。有同学故意喊他“杜老板”,语气带着调侃,他也不恼,只说现在是小摊贩,不是老板了——曹文轩写这段时未加任何心理描写,却让我们看清成长里最实在的一课:接受风光不再,然后攥着剩下的力气,守好眼下的小摊。
曹文轩曾说,能感动人的,是厄运中相扶相助;更动人的,是一个人在厄运里自己扶自己起来。杜小康的转变,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细马的扎根,更是藏着曹文轩对心灵归属的深切体察。这个说着江南方言的外乡人,初到油麻地时,跟同学说话鸡同鸭讲,上课听不懂,下课没人玩,只能躲在角落哭,心里盘算回江南——这像极了曹文轩儿时随父亲去邻村上学,因口音不同被同学叫“蛮子”,课间只能坐在教室,看别人跑闹。细马的转变没有刻意煽情,没有突然懂事的顿悟,全是被日子推着走的实在。
细马试过偷偷跑走,收拾简单行李沿田埂往镇上走,可走到半路,看见养父秦大扛着锄头,腰弯得像被风吹倒的稻秆,养母邱二妈拎着空篮子,眼睛红红的——他忽然停住脚,转头走回了家。曹文轩写这段时,没写细马心里想什么,只写“停住脚往回走”,因为他看来,孩子的选择从不是靠道理,是靠看见——看见家人的难,就舍不得走了。
后来细马学放羊,不是热爱劳动,是见养父生病、养母喂不好羊,只能自己扛;学犁地时手上磨出血泡,晚上用热水泡一泡,第二天接着干,不是有毅力,是知道地里庄稼不收,全家就得饿肚子。他卖掉所有羊,带钱回来给养父治病,不是伟大,是明白这个家散了,自己就再也没有地方去了。
这些细碎日常,恰是曹文轩从水乡乡邻身上看到的不矫情的实在劲——儿时邻居家的孩子,父亲早逝,十二岁就跟着母亲插秧,手上全是裂口,却从没喊过疼;村里的老人,儿子在外打工,自己守着几亩地,摔倒了爬起来,拍掉泥接着干活。曹文轩用细马的故事告诉我们:成长里最实在的责任感,从不是喊出的口号,是在日子的拉扯中,慢慢懂得自己得撑着。
油麻地的大人们,是曹文轩对复杂人性的真实刻画。守着土地不肯让步的秦大奶奶、爱面子的校长桑乔,没有高大上的形象,全是带着烟火气的不完美,像极了曹文轩记忆里的乡邻——村里的王奶奶,为几分地跟邻居吵了半辈子,却在邻居家孩子生病时,连夜步行十几里去镇上买药;镇上的校长,平时穿笔挺中山装,扣子扣得整齐,却在自己孩子犯错时,当着全村人揍孩子,自己也蹲在地上哭。
秦大奶奶守着那块地,不是坚守信念,是她与秦大一辈子就盼着这块地;秦大走了,地就是念想,是活下去的依靠。她起初不让学校盖房子,不是固执,是怕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了;后来救乔乔,不是突然变好,是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掉水里,心里的疼压过了所有倔。
桑乔爱面子,不是虚荣,是他一辈子在油麻地当校长,想让人看得起,想让桑桑体面;可桑桑生病时,他揣着仅有的钱,跑遍周边县城,被医生拒绝一次又一次,最后蹲在医院走廊哭,把面子全扔了——这一幕藏着曹文轩对父爱的理解,就像他自己的父亲,从不用棍棒教育,却用“柴草在三里外也要自己抱回来”的教诲,让他明白责任比面子重要。这些角色印证了曹文轩的创作观: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从不割裂,成长正是在与不完美的大人磨合中,慢慢学会体谅与担当。
合上书页时,窗外的风似乎也带着油麻地的味道——有晒烫的茅草香,有浸在河里的白芦絮气,还有灶台上飘来的烟火味。
时代会变,房价会涨,工资会变,但人心的基本永恒——对温暖的渴望,对责任的认知,对成长的困惑,从来没变过。正如曹文轩在《草房子》再版序言里所写:这部书能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是因为它用最实在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沾着泥巴、带着烟火气的瞬间,那些不完美的人和事,才是成长最踏实的底色;而这些底色,永远藏在我们走不出的童年里,藏在曹文轩笔下,那片永远飘着炊烟的油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