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淑仙

有句民谣：“慈利有个小戏村，吹打弹唱样样行。” 苗岭村位于三官寺土家族乡西北部，与武陵源山水相连。由于境内一条山岭形似猫状，得名猫儿岭。解放后，猫儿岭划归为三官寺乡的一个行政村，借用猫音简称苗岭村。该村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有水难存。春雨来临，不分昼夜抢水做田，有道是“养女莫放猫儿岭，半夜起来扯堰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地方，却有着“戏村”之美誉，文艺脉络延绵近百年。

很早以前，苗岭人就有爱唱山歌的习惯。劳动、谈爱、礼仪、出嫁、丧葬、上梁……，喜怒哀乐，无不以歌之。以歌传情，以歌会友，是他们生活的一种自然常态，不论男女老幼，出门就唱歌，见面就对歌：

“隔山隔岭又隔岩，唱个山歌甩过来。

接得到的是妙手，接不到的你莫怪。”

“这边唱歌那边对，你出交缽我出锤。

打破交缽我不管，打断锤锤要你赔。”

“叫我唱歌就唱歌，叫我撑船就下河，

唱歌不怕歌师傅， 撑船不怕乱岩壳。”

……

苗岭人对歌，少有固定的模式和词句，而是因人、因事、因景、因时即兴唱和，随口编答，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1978年，全国开展民间歌谣收集整理，县文化馆在苗岭村收集的民歌多达百多首。

上世纪初，村民自发组织起花灯班，开始演花灯戏。 花灯戏具有鲜明的土家民族特色，曲调繁多，音韵优美，加之围鼓、大筒、二胡等乐器伴奏，场面十分热闹，深受观众喜爱。猫儿岭的花灯出神入化，远近闻名，可表演《十劝》、《放风筝》、《拜码头》、《孟姜女哭长城》、《十二古人》、《八仙图》等几十个剧目。每逢春节，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沿村送喜送财，烘托出浓浓节日气氛。红白喜事，各种庆典，更少不了请他们助兴。

由于三官寺与大庸近邻，大庸县协和、合作桥的阳戏班，常到三官寺一带演出。阳戏唱腔婉转，道白使用本土方言，通俗易懂，且大部分剧目是“苦戏”，百姓喜闻乐见。大庸戏班一来，张村请，李村接，一唱就是个把月，男女老幼皆“粉丝”，看戏的情景不亚于鲁迅笔下《社戏》。一些“追星族”，废寝忘食跟着戏班赶，更有个别年轻妹子，因戏生情，跟着演员私奔。

苗岭人看戏更是走火入魔，看着看着，觉得不过瘾，干脆自己办个阳戏团，请来大庸的陈金川、李玉芳等师傅传艺。唐吉祥、唐承才、唐方梅、吴愈球、唐吉汉、唐吉富、吴远恕、吴次元等“生旦净丑”脱颖而出。《紫金杯》《郑德云上四川》等大型剧目登台亮相。自此，土生土长的苗岭阳戏团，年复一年，活跃在慈利后河的山乡。

有一段岁月，传统戏曲被视作封建糟粕，打入冷宫。苗岭人只好跳“忠”字舞，唱样板戏。1978年，改革开放，文艺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苗岭村恢复阳戏团，并吸收了一批年轻人加入，队伍扩大到30余人。

剧团很快得到县文化局的重视和支持。公社文化站以此为契机，一面选派唐平等青年骨干走出去，到县文化馆培训班学习；一面将县文化馆的戏曲专干满益丙、满益凡、郑福贵老师请进来，现场辅导，大大提高了剧团的业务素质。先后排练出《双乔装》、《哑女告状》《桃花装疯》《生死牌》《秦香莲》《泪撒相思地》等四十个剧目。1982年10月，慈利县首届艺术节文艺汇演，苗岭剧团参演的《风雪配》获第二名，唐平、陈贵芬、吴远爱获优秀演员奖。同时，剧团巡演创收，以团养团，足迹遍及慈利、桑植、永定、常德、湖北部分乡镇。

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以及外出打工潮的兴起，传统戏曲市场萎缩，许多专业剧团都难以为继，苗岭剧团的生存面临危机。但这片多情的土地，赋予文艺无限的生命力，睿智的苗岭人与时俱进，随风而行，转而结合小戏小品歌舞综合表演，依然活跃于这一片广阔的舞台。

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苗儿岭这一罕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能经久不衰？归根到底，靠的是一代代人执着追求，人们像耕种庄稼一样耕耘这片精神家园。老一辈的几位团长吴友元、吴丕成、吴远恕，任劳任怨。七十多岁仍与剧团一起奔波，上山下乡，肩背手提，徒步跋涉，台前台后，一人多角。继任团长唐平，40多年如一日，默默坚守。他多才多艺，吹打弹唱，编导表演样样皆能。由他创编的《老古董》《土地告状》《三官寺堂客话今夕》等节目，很有现实意义，获观众一致好评。表演唱《劝君莫买码》在省电视台播出，《赶场》获全省小戏小品比赛银奖，张家界日报专访报道《土导演唐平》。2000年后，唐平带领剧团部分演员深入景区，为旅游服务。李瑞环、李铁映、田纪云、邹家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武陵源黄龙洞民俗风情馆、张家界土家风情园观看过他们的节目。

不为钱财，不羡名利，苗岭人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知足常乐， 人人天生具有艺术细胞，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演戏。农忙务农，农闲唱戏，白天生产，晚上排练，没有演员大家上，缺乏资金众人凑，再苦再难，歌声不能断。随着苗岭人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这一朵盛开在茅花界下的文艺奇葩永不会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