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虎

近代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西方科学技术的涌入和新式社会的建立等等，在思想界也出现了新的变革，新名词、新概念不断影响着大众的思维方式。以儒家“仁”的理念为主的传统社会，通过修齐治平的理论，将个人价值和家国秩序不断等同起来，进一步则“兼济天下”，退一步则“独善其身”，这二者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隔阂或分野。与古代传统思想不一样的是，近代中国在转型时代的价值观，出于重建社会或其他原因的需要，在传统的自我观中产生了裂变。那个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什么是自我，以及该如何构建自我观。

王斐的《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便从这个话题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与寻找，试图重构符合时代需求的自我观念。书中选择了三个新儒家的典型知识分子，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从不同的侧面去剖析了他们在面对国家危亡、文化断裂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来构建一种既不失传统精髓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自我观。

当然，探索自我观的努力并不局限于新儒家群体。面对感官功利主义的个体自我观带来的困境，严复、陈寅恪、梁启超等都进行过批判和反思。他们不断辨明“公”与“私”，划分“个体”与“国家”，是想通过强调个人与自然斗争，发愤图强，从而激励更多的国人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努力奋斗。不得不说，他们的思考是有价值的，并且具有启蒙性意义，从更加宏大的角度去思考个人生命和价值的重要，形成了超越性价值的进路，这就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打下了铺垫。《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中选择以“五四”之后的节点考察不同思想家的自我观，也表明了自我观的形成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一种延续和深化。

梁漱溟因受家学渊源与成长环境的影响，少年时代曾持有类似功利主义的人生观，期望通过“救国救业”来改变中国的现状。尽管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的理想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因此他开始以出世的态度寻求人生价值的转向。尽管他暂时从虚无清净的自我观中解决了人生问题，但他在面对国家遭受的苦难之时，却找不到解决的答案。正是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从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着手，从更加广阔的维度去探寻人的价值。他从孔子那里找到了突破口，孔子的人生哲学不仅强调“仁”与“礼”，还追求个体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梁漱溟认为，真正的自我应当超越个人的私利，将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批判感官功利主义个体自我观，从而开启了新儒家的思想旅程。

随之而来的张君劢在探寻“我”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个体精神世界的构建。他认为，个体的自我观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应深入到精神领域，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他与丁文江之间花费大量的篇幅去争辩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所包含的范围，虽然看似有些偏离“人生观”的讨论范畴，但实际上，他们的争论焦点，其实是“科学主义”对人的影响。西方的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之后，本身是“方法论”的东西逐渐成为了“价值观”，对待科学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偏差。人们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种思潮对个体的自我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君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强调个体的自我观应当建立在精神追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盲目崇拜科学。他认为，科学虽然有其价值，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在精神领域，科学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熊十力也抱有相似的想法，他认为科学可以探寻到物理世界的真实，但无法得到本体世界的真实。他深信自我生命需要体验，并且这种体验比物理世界所得到的结论更加真实，因为这需要“我”的参与，通过“证悟”来到达终点。熊十力将对自我的理解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认为感官性的存在并不真实。在提出问题之后，他还给出了解决的办法，要让自我重归清净状态，就必须摒弃过度的欲望，不被外界的种种所迷惑，从而使自我保持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自我存在的价值便在于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实现个体与宇宙的统一。

《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虽然是一种研究性的文本，但在内容之中也暗含了取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将是长期的命题，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去追寻和构建属于自己的自我观。前人留下的种种思考，对后人即将面临的种种，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国家所要面临的诸多课题，个人所要经历的种种挑战，都需要在不断地反思与实践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