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伯荣

许多历历在目只是一瞬间，许多一瞬间却总是历历在目。

——题记

90后、00后见到“打牙祭”三个字，我估计会云里雾里莫明其妙。好在《辞海》里还能查到“牙祭”的词条，解释为“平时多素食，隔若干时日肉食一次，现泛称偶尔吃一顿好的饭食为打牙祭”。打牙祭，顾名思义，是把肉食“祭”给牙齿。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发明的词语“打舌祭”，限于舌尖对美食的味觉享受，与牙齿无关，遂比照“打牙祭”，说成是“打舌祭”了。

话说1961年秋，过完暑假就将上初三的我和上高二的哥哥，面临家里供不起兄弟俩同时读寄宿要从家里拿粮食去学校的困境。那时，父母生下我们六张嘴巴。1960年，不到70岁的祖父没能熬过饥荒这一关，撇下共同生活才一年多的继祖母去了极乐世界。善良的父母主动接纳了无依无靠的继祖母，和我们一起生活。如此，除开出嫁了的大姐，一家三代老小八张嘴吃饭，可每月的定量（包括杂粮折合成大米），平均每人只有10多斤粮食。而我和上高二的哥哥读寄宿，两人每月至少也得拿走40来斤粮食去学校（每餐在自备的陶钵里放米加水，送到食堂的木制方甑里统一蒸熟）。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两年，在家的6人只得时常饿肚子。无奈，父亲忍痛作出让我辍学的决定，为的是保住我哥读完高中，期望祖祖辈辈到我们这一代能出一个大学生。

未满14岁的我，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开学后，成了生产队唯一上过两年初中的半劳力的小社员。大约是10月初，母亲从70多斤糙米中称出20斤，装进用家织布缝制的粗布口袋；再用玻璃瓶盛好南瓜藤做成的榨菜，一并放在布口袋。然后，往我的衣兜塞了两个煨红薯，让我用木棍扛着粗布口袋，动身去离家26公里的县二中，给哥哥送粮。

光着一双脚丫子，走在砂石公路上，途经我曾就读的县五中，双脚几乎不由自主地要向校门走去……数月前，我还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却迫于饥荒而辍学，不知不觉噙满了委屈的泪水。下午五点左右，终于抵达目的地。哥哥见到雪中送炭的我，又惊又喜，接过口袋那一瞬，我分明看到他的眼里闪过不无歉疚和同情的泪光。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当天学校杀了一头猪，晚餐师生共同打牙祭！哥那一桌刚好有个同学因急事回家了，我十分幸运地顶替了空缺的席位。香喷喷的一菜钵子辣椒炒肉和一菜钵子冬瓜片端上了方桌，同学们早已从木甑中取来了各自大小、形状、颜色不尽相同的饭钵子，大都拌有干薯米之类的杂粮。八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席长把两个菜依次扒拉给八个饭钵，大家认可后，手上的筷子立即闻风而动。兼做餐厅的礼堂里，立马响起吧唧吧唧的咀嚼之声和筷子磕碰钵子的清脆之声。

我的喉咙里早就伸出手来了，急不可耐地夹起一片肥肉。正要送入口中时，却被哥制止了。他要我把肥肉挑出来，明天带回去给父母和继祖母吃。哥的孝心感动了我，我连忙把即将到口的肉片放下，并将饭面上的肥肉一一挑了出来，搁在饭钵的一边。香喷喷的米饭就着油乎乎的辣椒瘦肉碎骨冬瓜，津津有味地享受了一顿美餐，虽然说不上大饱口福，但已实实在在打了个久违的牙祭了。饭后，哥从校园围墙边的南瓜藤上摘了一张毛茸茸绿油油的叶子，用水冲了冲，把两人各自挑选出来的一共八、九片比纸稍厚的肥肉，满怀深情地包在瓜叶中，放入他的搪瓷口杯，静待次日由我带回家，给父母和继祖母一个小小的惊喜。

次日，回家的路走了约三分之一，已是中午时分。深秋的太阳懒洋洋的，偶尔有汽车从身边经过，扬起的灰尘也是懒洋洋的。赤脚踩在由养路工扫在马路中间的河沙上，痒痒的倒是有点舒服的感觉。只是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过的肚子，不安分地唆使我惦记着衣兜里的瓜叶包。手不时摸着衣兜里的瓜叶包，又不时从衣兜里梭了出来，如此往返多次，忍不住揭开已经蔫了的瓜叶，露出来的肉片严重地诱惑着我的食欲，真想一口把它们吞了下去……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孝心阻止了欲念，退而求其次地把肉片移到鼻孔下，用力吸了吸那诱人的香甜；接着，得寸进尺地伸出舌头，让舌尖与肉片充分接触，放慢速度往肉片上徐徐舔过，权当是一次享受味觉的“打舌祭”。到家时，日头快下山了。我如释重负，把瓜叶包交给母亲。母亲当即打开，用手指拈了两片，送入正在做家务的继祖母的嘴中，又拈了一片放进我的嘴里，肉片几乎没碰舌头和牙齿，一咕噜吞到胃里去了。

次年秋，饥荒稍有缓解，县五中的老师上门动员我重回学校。1963年夏，我以五门功课平均96.5分的成绩，拿到全年级排序为001号的毕业证书，参加全省统一中考，被湖南第一师范录取（全县只分配有一个名额）。我哥则考入武汉邮电学院。我俩一同离家去学校报到那天，继祖母默默地从贴身的衣襟口袋里掏出两张面值伍角的纸钞，分别塞到我俩的手中。那一刻，我眼前浮现出母亲将我从县二中带回的肉片送入继祖母嘴中的情景……

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我给儿女孙辈忆苦思甜时必讲的经典桥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