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儿健

一

我的这位故人名叫李道文，他是我初中第二学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老师是永顺县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抑或是六十年代初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大庸县茅岗附中教书，其人中等身材，偏胖，能说会道，出口成章。

我入茅岗附中时，李老师似乎已是茅岗附中的资深教师。那时他携家带口，全家人都在学校过日子。师妈向超丽在学校煮饭，为学校正式职工；师婆帮李老师看家带娃。那时，李老师已有梯子凳般三个孩子——大女瑞英，儿子山川和二宝，后来又生下了小女红叶。师妈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生得是超人的美丽——窈窕身材、瓜子脸、大眼睛，梳着两根乌黑的长辫子。记得学校有一秋千架，师妈工作之余喜欢荡秋千，师妈秋千荡得极好，只见她高高跃起，悠然飘荡，其娇美身子如燕子般高高飞翔，其场景我至今想来都历历在目。由于或许全校几百名师生都吃师妈做的饭菜，喝师妈烧的茶水，因此全校无论老师和学生，一概称她为“师妈”。

由于师妈的缘故，李老师似乎得月生辉，在师生中知名度甚高，人缘也极好。

二

刚入初中那阵子，我的顽皮是出了名的。记得进校才几天，我到澧水河边沙滩上扔石头玩，失手打伤了李老师在河边洗衣服的老母亲，这让我一夜之间名扬全校。打伤师婆后，我吓得魂都丢了，藏在校后庄稼地一处窝棚里，半夜不敢归校，是李老师和师妈打着手电筒找到了我。李老师说一句：谁还没有个过失呢！回去吧，老师不怪你。就因这句话，我记恩师李老师一辈子。

我依然顽皮，但我似乎不蠢。每次期中抑或是期末考试，我糊里糊涂，但总能考个门门及格。一次李老师来上课，看着贴在教室学习栏里的期中考试成绩单，点着我名字自言自语：嗯，这娃儿应该不止这么点分。我听后十分受用——看来我真的不蠢，连李老师都对我期望有加哩！

念初二时，李老师任我班班主任。开学那天，李老师抱着一床花被面白包单的被子来到男生寝室。李老师对我说：这学期我和你搭铺。我诚惶诚恐。晚上睡觉时我小心翼翼，一动也不敢动。有时半夜惊醒，常感觉到李老师在给我掖被子。

一学期下来，我老实了很多，也规矩了很多，学习成绩也赶上了班上的前几位学生。而李老师为此却活生生献出了一床被子——我假期在家放牛不慎摔了一跤，让竹签戳坏了脚杆，伤口一直流脓，红白的脓水将李老师洁白的被子包单染得斑驳陆离——我为此感到羞愧不堪。李老师却说：不打紧的，让师婆洗洗就是了。

我念初三时，学校闹起了“革命”。李老师因“一本书主义”遭到批判。我那时不懂“一本书主义”为何物，后听人说，李老师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被视为“白专”。

由此，李老师被送上袁家界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三

几年后，我得知李老师已在新桥六中教书。我听后很是高兴，特从大庸县城骑脚踏车，专程到六中看望他。那时师妈还在茅岗中学煮饭，师婆和瑞英、三川、二宝以及红叶等，均在茅岗。李老师只身一人到六中，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一间小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籍和学生作业本；床上胡乱堆码着衣服和被褥；一只大枕头十分醒目，里面装满了金银花——据说金银花做枕头可以治疗高血压。

那时的李老师头发蓬乱，面容憔悴，和数年前比，如同换了个人形。

过了两年，李老师调入大庸一中教书。这时师妈已提前退休，李老师便将一家人迁入大庸县城，居住在城墙路一处公产房里。房子不大，窄溜溜的三间，但李老师似乎十分满足。我那时已调县文化局，居住在北正街一处公产房里。我们两家相距不远，走动便十分频繁。有时他炒几个好菜，叫我去他家喝二两；有时我炒几个好菜，叫他到我家喝二两。那时我们无话不谈，然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有时他写了个东西，叫我看看；有时我写了个东西又叫他看看。记得有一次，他写了篇《天门山游记》，发表于湖南广播电台，得了十多元稿费，李老师高兴得了不得，叫师妈买两斤鲜肉炖个火锅，我们两师徒推杯换盏，弹冠相庆，闹了个大半宿。

李老师这人容易满足，在他看来，一家人能在城里安家，能够和学生喝点小酒、谈谈文学，便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于是那时，李老师成天乐呵呵快活得跟神仙似的。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大庸县成立县委党史办。李老师因笔下工夫不凡，被调入党史办。李老师春风得意，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特直，工作起来也很卖力气。那时他每次见我，谈的都是大庸党史人物或党史故事，而且一谈起来便是眉飞色舞，唾沫星子直飞。

1984年春，县委组织部调我到大坪区公所任秘书。李老师闻讯忙给党史办领导举荐，说我覃某人文章写得好，放在乡下当秘书可惜了，应该调到党史办来。结果，我到大坪区公所只待一晚，第二天便被叫了回来。到了党史办，我与李老师的关系由师生变成了同事。那时我三十出头，李老师四十五岁，我们都年轻。我两师徒成了党史办的主要劳动力。凡需下乡采访和出差外调的党史专题，多由我与李老师合手完成。我没来时，李老师工作任务赶重的挑；我来后李老师有时便耍点儿“小滑头”，分配给他的专题，常由我代笔或由我俩署名完成。李老师直言不讳私下对我说：有子不要父上前嘛。我也觉得应该。那时，我们除了睡觉几乎时刻都在一起。我们一起下乡调查，一起到档案馆查阅资料，一起讨论专题文章。两师徒真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说。李老师虽满腹诗书，有时又幼稚得可爱。一次李老师对我说：你不晓得呢，我在我家里，那是德高而望不重哩！我问咋的。他说：你瞧我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在你师妈那里却换不来一杯酒喝。我说咋地。他说：师妈不让呀！你这位学生不来师妈是不让我喝酒的。而师妈呢又任劳而不任怨。我问咋的。他说：他每次给我洗衣服硬是唠叨个没完没了，嫌我抽烟，嫌我袜子臭，嫌我不讲卫生。李老师说时摇头又噘嘴，一副苦大仇深模样，把我直笑得眼泪水直流。

到了年终评先进时，李老师悄悄对我说：我年纪大了，无所谓前途，也无所谓先进；你还年轻，前程似锦，先进你当。开会时我提你你切莫推让。这年，由于李老师提名，党史办诸位同仁一致同意，我被评为省、州、县三级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

由此，我从心里感激李老师。

五

翌年初春的一天夜晚，李老师来我家，表情神秘又带点儿紧张。李老师问我：州委党史办田主任来了，你晓得吗？我说我不晓得。他说：他来了，可又走了。我问：他干嘛来了？李老师想想说：我不能瞒你，我实话告诉你，他是要人来的。他看上你了，想调你去自治州委党史办——你莫激动，是我把你这好事给拦下来了。李老师接着说：田主任是永顺人，和我是老乡。田主任亲自到我家里征求我意见。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你在修私房，我把田主任带到了你屋场上。我对田主任说：你看看，他正在修私房哩，他能跟你去自治州吗？你真想要人，你就调我吧。田主任想想，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决定调我了。我说那好啊。李老师接着说：我是这样想的，你年轻有为，到大庸也前途无量。而我是永顺人，去自治州也算是落叶归根。所以就……这样了，我说要得。我真心祝贺您。

春节后，李老师携全家去了吉首。

春节后不久，我调入大庸市委办（时大庸县已改市）。

六

李老师调去自治州委党史办后，主要负责湘西剿匪专题的编写，因工作关系常来大庸党史办。而我那时工作繁忙，常陪书记下乡或出差，阴差阳错，便与李老师很少见面。

几年后的一天，大庸党史办陈自文老师告我，说李老师于北京出差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那年李老师五十一岁。我听后大为震惊。自治州委办公室为李老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自治州委党史办电告陈自文老师，希望大庸党史办及我能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及骨灰安葬仪式。我那时正给书记赶写一篇《论贫困山区治穷脱贫的内部条件及外部因素》论文，没能去吉首与李老师作最后告别。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年届古稀。

随着人之老去，我时常忆起那些过往的人与事，时常想起李老师，想起师婆、师妈及李老师的那些儿女。如今师婆应该去世了；师妈应该八十余；瑞英、山川、二宝及红叶也该是五十开外至六十岁的人了，不知他们今日可好？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