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舟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经历崎岖坎坷、跌宕起伏，在近代中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一生勤奋读书治学，著作等身，留下了1500万字的著作，涉及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梁启超的一生，几乎是与读书写作相伴的一生。

梁启超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中国古代书籍，在谈及他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阅读中国古籍，只有一条“极陈旧、极笨、极麻烦”的路径，但又是必要的，这条路径就是抄录或笔记。

梁启超在谈读书方法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般人读一部名著，看见作者旁征博引，分析细密，就会非常敬佩地说，这个作者不知有多好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但是梁启超却认为，世界上没有天才，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倒是记性不太好。有些人发表出来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从铢积寸累因知勉行得来。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得有用，便立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累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可以读读赵瓯北的《二十二史劄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这种读书的方法，比较笨和苦，但真正读书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就像做动植物研究的人，如果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恐怕没有这种便宜事。

梁启超认为，抄书是提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本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它抄下，这件资料，就有细微的印象印在人脑中，和匆匆看过的效果不同。经过一段时间后，碰到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度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泼跳跃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寻找。

梁启超注重古籍的精读，反对泛泛读书。他说，假如两个学生同时读一部《荀子》，一个学生泛泛而读，一个学生一面读一面立定志向写一部荀子学案。都读过这部书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

梁启超告诉学生，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一类是涉览。读书中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间不够用，不能广博地搜集资料。古代经史子集等书，适合精读，每日可以指定时间精读一些书籍，读的时候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再读别部。想抄录的随读随抄。另外指定一段时间，随意涉览。如果觉得有趣，可以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可以往后翻。遇有想抄录的，也可以等到读完再抄。

梁启超非常主张熟背古代经典。他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经典。一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是有益身心的格言。他认为，好的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必须对于本民族好的文学充分领略，能熟读成诵，这样才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至于和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隔阂。而且这些圣哲的格言，可以让我们接人待物的时候，依靠它给我们的言行带来指引，只有多揣摩熟悉，才能随时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