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凤姣

身上的背包已经用了三年，春天是它，冬天还是它，根本没有作为女性随着季节和服饰变化更换不同提包的意思，我想我没病，不需要“包治百病”。后来结合实际深入剖析了一番，又觉得对各式手包都不感兴趣的女性，可能病得不轻。

回忆一路走来，才发现我对背包的执念，源于早已种下了因。

那年我十一岁，开始懂得审美。每周星期天上学去，高矮胖瘦的各色背篓在乡间移动，形成一道景。一周回家一次的学生们，背篓里背着一两升米，两个玻璃瓶里灌满剁辣椒、苞谷酸或是辣椒油，这是一周的口粮；换洗衣服直接放在最上面，走起路来上下晃动，有的半截衣袖甚至已在背篓外了；作为一周零食的炒玉米粒放了糖精水，嚼起来那叫一个香……满满的背篓里，装着山村孩子上学的快乐与艰辛。当我还沉浸在父母亲给我和哥哥一人编了一个新背篓的喜悦中时，要去县城参加学校表演的消息打破了宁静。去演出要带衣服吧？要带洗漱物品吧？背着背篓不好坐车吧？兴奋很快被现实冲淡，要是我有一个背包就好了……从那时候开始，捏着一周一块的零花钱，对背包有了念想。

上大学的路途中发生的事，让背包情节深深烙进了心里。那年我十八岁，第一次离家远行，父亲把家里的两个牛仔背包都装满了，垫棉絮、盖被，还有各种生活物品，装得鼓鼓囊囊，生怕给我带少了东西。这两个牛仔包是父亲打工时带回来的，看起来跟麻袋一样大，原本是湖蓝色，因为旧了，有些褪色，包底下的角已被磨损，两三个小洞的地方只剩几根线在顽强地连接着。在乡下进城的班车上，背篓、米袋子、麻袋等各类东西堆在一起，我们的牛仔包并不突兀，跟环境很是相融。但是进了火车站，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进站检票时，父亲一边背着大牛仔包，一手抱着大牛仔包，有些摇晃地侧身挤进站，用了老大一把暗劲，把两个牛仔包总算搁到了安检机上。父亲喘着粗气掏出车票递给安检员，额头的汗珠从细细密密的小水珠，逐渐变成大汗珠子不断流淌，漫过眼角和耳侧。通过安检后，父亲四处望了望，便朝一个角落走过去，那里几个民工模样的人正蹲在地上，近挨着垃圾桶抽烟。父亲放下包，让我坐在上面，自己从包带上解下一条毛巾擦了一把汗，咧嘴冲那几个人笑了笑，似乎是因为自己的背包占了面前的空间感到抱歉。候车室满满当当都是人，有的提着箱子踩着高跟鞋，有的翘着二郎腿嗑瓜子，有的在泡方便面，整个空间各种味道夹杂。父亲问我饿不饿，从口袋里掏出家里煮熟但已冷了的鸡蛋递给我。“我不饿，你吃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在这样的场合剥鸡蛋吃，拒绝了父亲，然后继续像一只丑小鸭潜伏在角落偷偷观察四周。

终于等到广播说开始检票，大家迅速起身往前挤着排队。父亲提着几个大包，怕妨碍别人，带着我小心翼翼排到最后。“你，过来一下！”身后突然传来的声音，让我和父亲同时回头，才发现不远处的安检人员正是冲着父亲在叫，“什么事？”“你过来！把包打开，检查一下！”见父亲像个民工，还四处张望，安检人员盯上了父亲鼓起的牛仔包。父亲低下头，像个怕做错事的孩子，走过去将包放在地上打开拉链，一时间，棉被、水杯、梳子等物品挤了出来，“你是不是打工去？”“送她上学去”，父亲指着我说。“好，你走吧。”父亲用两条腿使劲夹住牛仔包，一边挤压一边费力拉上拉链，然后带我一路小跑进站上车。

车上的人真多！好不容易走进车厢，才发现连站的位置都紧缺，行李架上各式箱包，我们的牛仔包显得格格不入，且根本没地方放。父亲只好在走廊找了个略显宽敞的位置紧靠座位放下包，又叫我在包上面坐一会儿，自己侧身站在旁边。满载的列车终于出发了，我开始期待走进校园的那一刻。

“让一让，小心脚下，那个包挪一下”。餐车过来，父亲赶紧把牛仔包使劲提起来，往旁边挤了挤，等餐车过去才放下。就这样来来回回移动了几次，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哎，哎，你包挨到我了，离我远点！”座位上一位化着浓妆、抱着小背包的女子冲父亲大叫，“不好意思，实在没地方放了”，“挪远一点，别把我衣服弄脏了！”女子嫌弃地瞪眼责备父亲，我看着父亲默默地把背包往自己脚上挪了挪，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一脸抱歉又无可奈何，但依旧在放好包后叫我站累了就坐会儿。

那一刻，我是那么无能为力，却再也忘不了那个眼神和提着包小心翼翼躲闪的父亲。

后来，大学毕业，总喜欢买各种背包上班。知道父母亲出去玩，也给他们买了背包，只要他俩又随意提着塑料袋装衣服，我就会提醒，“给你们买的背包呢？出门带东西很方便。”我没有用“体面”这样的词，怕伤害他们，但不想因为包的原因让父亲“受委屈”的念头，挥之不去。

多年过去，即使身后的背包再好看，我也依旧不能忘记那两个牛仔包，和父亲背着它们送我上学的场景。那是走出大山的艰辛，朴实无华的情怀，相濡以沫的印记。那是岁月无言，父爱如山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