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舟

黄侃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拜章太炎为师，受小学、经学教育，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一生勤于读书，但留下的著作却很少，他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他的众多学生被国内学术界称为“黄门侍郎”，可见黄侃的影响之大。

黄侃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在书上随手圈点。他留下的许多书籍，都不止圈点一遍。据统计，黄侃曾圈点《文选》数十遍，圈点《汉书》《新唐书》等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对于中医中药的书籍，虽然不是黄侃的专业，他也总是正襟危坐地去点读。每次读书前，他总是在书前记下启卷时间，读完后，再记下时间。黄侃读书，读完一本是一本，他把读书时只是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的人称作读“杀书头”，他生平最恨人读“杀头书”，说这种随便翻翻的读书人，一生都不会读好书。

黄侃曾说：“书是给人读的，尽管在上面批写，不要把它奉为天神似的。”学生武酉山看过黄侃批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每篇书页上面批注几乎都写得满满的，黄侃认为郝氏不对的地方，便给他一条“红叉叉”。日本人吉川幸次郎拜访黄侃时，看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孙治让的《周礼正义》，是常见的活字铅印本，字体很小，不方便阅读，但黄侃对全书都施以朱笔句读，且在空处画出许多红色的圈和叉，红圈代表同意孙治让的观点，红叉则表示不同意，可见黄侃读书的细致与认真。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侃问陆宗达：“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宗达不知老师此问何意，就胡乱说一通。黄侃听了摇头不答。最后，陆宗达问老师到底是什么时候，黄侃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黄侃读书的专注，让学生陆宗达终身铭记于心。

黄侃读书主张精读，他曾说：“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一次，学生武酉山问黄侃一句典故，黄侃说典故出自于《汉书》，说完便背诵出一大段，武酉山惊讶地问：“《汉书》你如何会背得呢？”黄侃说：“《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黄侃记忆力惊人，《文选》中不论长篇短篇，一写就是满黑板、从不用翻书；《说文》示部众六十三部，黄侃可以按次序写出来；《文心雕龙》每篇文章他都可以背诵。吉川幸次郎对于《经典释文》的《穀梁传》中几处疑问，一直没有弄明白，初到北京，他也问过几位学者，但都没有得到清楚、满意的答复。后他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问题，黄侃立刻回答：“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当时黄侃并没有翻看任何书籍，就立即能做出判断，让吉川幸次郎钦佩不已。一位叫戴明扬的学生注释《嵇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请教多人，不得其解。后来陆宗达让他去请教黄侃，黄侃立即找出证据，说“交赊”是六朝语，意为“远近”。戴明扬被黄侃学术根基所慑服。世人都认为黄侃记忆力绝佳，实际上是黄侃读书勤奋的结果，他每月必用篆文抄写温习十三经一遍。

黄侃的一生，狂放不羁，多有瑕疵。但是黄侃的学问，却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侃门下的许多学生都以黄侃为榜样，专精于学术，很多人都成为了学术界的佼佼者。黄侃去世较早，但是他专精的读书态度和高深学术素养，却始终值得读书人学习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