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少时嘴笨，跟人吵架，总被奚落，明是理直的事，吵起来也落下风，时间久了，次数多了，便有许多郁闷。初中时，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灵台便忽然亮光，骂人却原来可以如此酣畅，直达胸臆。我于是便读书，读骂人的书。

这一读，心便惊慌，始则知道了李国文、梁启超都有《骂人的艺术》，骂人中要见修养，见性情，才是真本事。后更是知道了，文学的天性就是骂人，就是批判。高尔基的《海燕》就是赤裸裸地诅咒沙皇政权的崩溃。屈原的《天问》除了替楚王担心，也为自己浑身武艺得不到施展而咆哮。我恩师姜公说，他一直景仰托尔斯泰，我知他意，不是景仰他《战争与和平》的高度，在文坛神一样的地位，而是他救世主式的思想，深刻的批判。

我也景仰托翁，但景仰之余却又有细分，我赞同托尔斯泰对沙士比亚的批评，文风太过绚丽，也赞同他对前辈赫尔岑的批判，因为赫氏的空想社会主义至今流毒。更喜欢他对高更的批评，因为高更的画，我至今看不懂。但为什么要批屠格涅夫呢？《贵族之家》中的爱情，感动了我、我们这么多年哩。还有，对尼采的批评就不能一分为二么？《论道德的谱系》虽然看不懂，但他的“白昼之光，不懂深夜的黑”，却是后世的喟叹。有时候，我会傻傻地想，托氏对屠氏对尼采的批判就如张爱玲与苏青与潘柳黛之间的掐架是一样的吧，只是文人相轻的意思。

而这样的书读的多了，我就喜欢再回过头来审视当初诱发我读书的鲁迅：鲁迅的遗产是什么？他的著作是一部分，极权政治下的鲁迅是不是另一部份？

这样的设问，亳无意义，也找不到答案。身心便慵懒，有一段时日，便不再看这些上下求索的书。因为陆文夫的《美食家》，便对关于吃的文字痴迷，一碗面有千种吃法，一份糟鹅值得人步行几十里去吃。这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让我痛苦并震撼，于是又有目标的找关于吃喝的文字或书。

这一读，却又是吓一跳，“唐诗”“宋词”巍峨辉煌，却十之四五与吃有关，即使诗不关吃，却也是吃的时候作的。齐己念叨《野鸭》的时候，李白也在“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而苏轼也只是到了赤壁，才豪气万丈，到四川作官时，今天念叨“正是河豚欲上时”，明天牵挂“问言豆叶几时黄”。有时斯文都不要了，在《猪肉赋》中说：早晨起来打两晚，饮得自家君莫管。而最人格分裂的则是辛弃疾，他一方面豪言“生子当如孙仲谋”，另一面却又惬意“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生话。

还有那曹丕，杀人如麻，连兄弟也不放过，但在《典论》中却温情脉脉，小资情调十足，除了《论文》的高山仰止，却又有《酒诲》的吃货形象而具体的描述，认人欲恨不能，欲嗔生喜。

只是到了元朝，游牧民族蹄踏中原，社会发展便停步不前，好吃能吃的只是千层饼，手抓肉，原始而豪放。以至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元朝人吃的馍馍都是远古的味道。

但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以及李白苏轼同时代的吃货或诗人，都只停留在“吃“的实践阶段，没有理论的指导，只知好吃，不知为何好吃。只有到了清朝，袁枚穷四十年之功写出《随园食单》，吃才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我好读而不求甚解，不论成为名动一方的大厨，但却记得：猪宜皮薄，不可腥臊。鸡宜偏嫩，不可老稚。鲫鱼以扁身白肚为佳，鳗鱼以湖溪游泳为贵。谷喂之鸭，其膘肥而白色。笋则节少而甘鲜。凭这几招，慈利菜场卖菜的大妈，张家界酒楼傲慢的厨师，莫不见我心虚哈腰，有时也唬得他们一愣一愣的，算是长了读书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