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绵蛟

岳父离去，除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外，余下屈指可数的珍贵物件，就是他亲手绣制的栩栩如生，有“忠”字的毛主席像枕套和挂在岳父故居房壁上的收音机了。

睹物思人，仿佛岳父那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岳父出生在1928年，那时候，兵荒马乱、水深火热。很多家庭都是房不避风、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岳父出生时就先天不足，弱不经风。祖父给岳父谋划了生存之路时，觉得重体力活是干不了的，只有读书才可能改变前途命运。岳父曾入读岩屋塔私塾，后在海龙坪、洪家关、澧源学校就读。刻苦用功的他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十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成了一名“准秀才”。

完成三年半的学业后，岳父成了当地闻名的“文化人”，被派往“内半县”五道水中心小学教书。在岳父正精心策划为国家育可用之才时，孰料，被土匪头子钟木生生生掳了去，被逼着做匪连部的文书。

岳父曾告诉我们，他这一生曾三次从匪中脱险。一次是儿时，“抢犯”要来，全家老小刚逃出家门躲进深山老林，土匪就包围了住房；一次是在永顺读书时，路经九里十八弯，被土匪掠了去，土匪没有发现藏在鞋里的盘缠，就把榨不出油水的岳父给放了；一次就是这被掳去匪连部，当时恰逢解放军大湘西剿匪，岳父幸而从煎熬了三个月的匪窝得以脱离虎口。

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启用了像岳父一样的一大批文化人，为他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就职没几年，岳父觉得“文化人”该有一定的标配，除了舞文弄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挂上一支钢笔，肩上挎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帆布袋子，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岳父还从牙缝中省下钱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红旗牌”收音机。后来我曾想，生活节俭到极致的岳父，在那个年代竟然能下决心买一件奢侈品，是大有郑板桥“宁可食无肉，不可室无竹”的气魄的。有了这台收音机，岳父犹如增添了第四个“精神孩子”，更加精神了许多。

有了这件心爱之物，岳父从蹉跎岁月中坚毅地走了出来。任过乡长、副区长的岳父，受“文革”浪潮波及，后从县直重要科长的岗位下放到另一个区里当秘书。在“三上三下”的职务变迁中，他不急不躁，和收音机一起度着时光。岳母劳作中被毒蛇咬伤，截指保命，岳父心疼，也以收音机排忧度日。1968年，响应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号召，岳父把儿子送去入伍，在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岳父极其担心，整天魂不守舍，常常神志恍惚走错办公室门。一有空就用收音机收听战况。在被抽调去治理洞庭湖时，在担忧被血吸虫侵袭的日子里，岳父靠着收音机，安然踏实地渡过了困境难关。暮年岳父患上了绝症，弥留之际，依然带着超脱欣慰的笑意，久久注视着他那台心爱的收音机。

八十年代初，岳父舍弃升职加薪的良机，提前退休赋闲，让孩子接受锻炼“顶班”。退休后，岳父与岳母相依相偎，共享天伦。在家搞点小生产，栽花种草，练习书法。除此之外，岳父最大的兴趣，就是继续用收音机了解国内外大事，学习时事政策及养生健康知识，然后不失时机地传授给晚辈。岳父常涛涛不绝地把积累的经验和收音机里获取的信息讲给我们听，很多工作方法、生活常识都令我们叹服。岳父非同一般的领悟力和修炼度，让生活充满了禅意。

岳父善于资源共享，在没有电视的年代，乡邻们无事都爱围着他闲聊，一起在收音机旁收听欣赏健康向上的节目。在与乡邻的说笑中，岳父也知晓了各家的喜乐困苦，他总竭力帮助相邻们。东家小孩考上大学了，有文化情结的他会奖励性地给予支持；西家有病有灾了，他会倾囊相助……

在拥有高度发达电子产品的今天，收音机已经丝毫都不足为奇了。可岳父，一直视收音机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即使后来大家都常常看电视了，他依然将包足了浆的收音机挂在最显眼的房壁上，为得是，每天能时时多瞟上几眼。

而今，“村村通”喇叭时时响起。但愿，这时时回荡的声波，能把晚辈们深深的思念带给岳父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