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启燫

一九九八年仲夏，我去中医院的内科病房里去探视我的同事，那个病房里住着三个病人，我的同事住在邻窗位置，正巧枝伯住在中间那个床位。

我转身即向枝伯请安，责备枝伯住院了也不告诉一声。枝伯说：“就是老胃病发了，肚子饱胀，进食即呕，这是小毛病，吃点中药会马上好起来的，况且又有你德彬幺无微不至的照护。”

从枝伯的精神状态来看，我们都相信她的话是对的。枝伯是石年爷的长女，一名普通的退休教师，一生坎坷一生善良，生性自强自立。少年读书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辍学；解放后教书育人时，又被带上帽子，吃尽了人间苦。

随着病情的发展，枝伯到底是判断错了。不几天，彬幺便打电话告诉我：“启燫，枝伯的病情不稳，你来一下，我们转到市人民医院去治一治。”我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去办转院手续。

那时，市人民医院在古庸路上，我也刚刚调入局机关工作，住在西门溪边机关宿舍，和市医院处在一个三角形的位置。白天我去机关上班，晚上我就去枝伯的病房，陪枝伯和彬幺聊家常。我们都祈祷并期盼着七十多岁的枝伯早日康复。但治疗的效果，却总让我们失望，于是从市人民医院出院。出院之后，枝伯便宅在畏舘，畏舘的隶书匾额十分打眼。那副“鹿门春属甘淡泊，畏垒儿孙戒浮夸”的楹联，也深深地藏进了我的心房。

彬幺照样每天忙碌着。白天除了为枝伯料理生活外，还要抽空去亲戚家里，一一答谢曾给过枝伯帮助的人。她也给我买了一大堆水果，给我父亲织了一件毛衣，给我十岁的儿子送了一枝英雄钢笔。

过了些日子，退休在家的汤姑爷来接彬幺回长沙。那时我才知道，彬幺的身体也很不好，已是癌症晚期。

枝伯终究油尽灯枯，临终前，细语呢喃久不瞑目。我们知道她在盼着彬幺再次来到榻前。亲人在耳边告诉她，彬幺也是一个病人，你就莫等了。遵照枝伯的遗嘱，我和她的次子国子哥、侄儿启坤哥等人，我们几兄弟，请了一辆卡车，将她送到了常德殡仪馆。那时张家界没有专门的殡仪馆，大卡车摇摇晃晃开了四个多小时，沿途不少路桥要缴费，但知道是奔丧的后，沿途每站都免费放行。按照枝伯的遗愿，遗体被火化，骨灰洒入了澧水，到洞庭、奔大海。

彬幺也知道枝伯的后事处理方案。我到长沙后，也向她再次做了详细禀告。彬幺是那种坚强的军人性格，有着乐观向上的情怀，她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她静静地回忆了在嘉陵江边见其父亲的旧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只是数月前书信约定某月某日穿什么衣打什么伞在什么位置。这哪里是父女相见，她笑笑说，这是地下接头。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她深深内疚，父亲在重庆病逝之后她未能奔丧，至今都不知遗骨何在。她的父亲，我的石年爷爷，生前非常喜欢他创作的《满江红印谱》。

一九九九年夏，三弟到湖南中医学院附属二医院学习进修。躺在病榻上的彬幺，依旧为我们家族的杂事操劳。凭着她几十年的经历，多次写信劝我安心本职工作，勿求职位，勿求荣华。她希望三弟能去长沙工作，对她的身体也有个照应，但是她没有等到那一天，也只有三弟送她最后一程。彬幺说她出生在陕西榆林，生长在湖南大庸，工作在长沙，她交待，骨灰要伴着鲜花半入湘江半入澧水。后来的日子，每到长沙，都只有姑爷为我打开那扇熟悉的门，屋内摆设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前年姑爷也驾鹤远去，我知道，伍家岭的房子，再也没有人为我打开那扇熟悉的门了，今后的日子，我只能在日记本上写下些苍白的文字，向他们倾诉了。

二OO九年，我被派往西藏工作，途经重庆，那时，彬幺已远去十年，石年爷爷归道山也已半个世纪。我当晚在日记里写下了我的痛：爷爷不见今夜月，夜月依旧照嘉陵。我是升斗小民，如何才能完成枝伯、彬幺等长辈的遗愿收回石年爷爷遗骨的遗愿？去年八月的公休假，我决意踏上西去重庆的列车，我相信，人有善愿天必佑之，我想石年爷爷若有在天之灵，应会叹：“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重庆之行，我去了嘉陵江岸，爬了南山高坡，靠导航找到了立法院旧址，一切都让我百感交集。我深深体会到了普通百姓寻亲的艰难。我联系档案馆，跑政协办，进博物馆……尽管我是满怀希冀而去，失望而归，但我仍会继续努力。

今夜，久久凝视堆放在案头的资料，苍天一轮月，碧潭清皎洁。父辈皆不在，我对何人说？我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如实写下些许文字，诉说一如烟雨的往事，诉说，我对枝伯、彬幺、石年爷爷他们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