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辉

那天凌晨，年迈的父亲在沉睡中不小心从两尺高的木床上摔到了水泥地面，头皮顿时鲜血直流。接到母亲的紧急电话，我第一时间驱车从城里赶回乡下老家。

父亲的头皮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我问疼不疼，父亲摇摇头，我再问哪儿不舒服，父亲还是摇头，不讲半句话。在我眼里，父亲始终生性坚强，纵使心中有再多的难处，有再大的痛苦，也从来不在我们兄弟面前诉说。

作为学医出身的我，深知头颅损伤并不是小事，后果难以预料，况且父亲已过八旬。情急之下，匆忙带着父亲就近来到荷花村卫生室，以解燃眉之急。

村医叫田承孝，四十出头，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层层选拔定向培养的医学生，在国家公立卫生学校进行过3年专业培训，又在市级中医医院进修过1年，通过考试取得了乡村医生资质。

面对头皮还在渗血的父亲，田承孝一边询问病情，一边开展查伤口、看瞳孔、测血压、听心率等健康检查，进行简单的清创处理和伤口包扎，当即按政策减免了部分医药费用。但因父亲年纪太大，村卫生室条件受限，田承孝考虑再三，建议父亲速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按照村医的建议，我很快把父亲送进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医生是我在卫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全习珍。全医生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经验非常丰富，经过详细询问查看伤情，迅速对伤口实施了清创缝合包扎手术，接着又安排做了头部CT检查，初步诊断为“头部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依偎在父亲身旁，凝望着惊魂未定的父亲，心中徒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愧疚和伤痛。这些年来，因为忙于工作，觉得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少了，没有照顾好父亲，情不自禁回想起小时候父亲背我寻医的情景。

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正值谷雨季节，天气有些湿冷。我大病一场，头痛、高烧、咳嗽、不思饮食、四肢软弱乏力。父母用土办法治疗了一天一夜，仍然无济于事，心里非常着急，决定带我去看村医。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背着我急匆匆赶往村卫生室。从家里到村卫生室，大约有两公里距离。村里到处都是水田，田里种植了稻谷，葱葱郁郁，像是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

当时，我已经五六岁了，个子敦实肥胖，而父亲却很瘦弱。伏在父亲的脊背上，沿着高低不平而又狭窄的田坎，父亲踉踉跄跄着艰难前行，稍有不慎，我们就会掉下水田。

没走多远，我因为身体虚弱和一路颠簸，心窝突然不适，头晕目眩恶心欲吐，感觉快支持不住了。听到我痛苦的呻吟，父亲放慢脚步，转过头来，用脸贴了一下我的前额，再用双手用力把我向上托了托，尽量让我更安全舒适一些。

在冷风的吹拂下，我的体表温度很快下降了，身体似乎好了一点，我从痛苦的挣扎中慢慢缓过神来，幸福地躺在父亲宽阔的脊背上。蓦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胸前湿润了，父亲的汗水穿透脊背，浸湿了厚厚的衣衫，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父亲的两鬓滚落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把我带进一间低矮阴暗的瓦房，一股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父亲把我从脊背上放下来揽入怀中，在我耳边轻唤，告诉我村卫生室到了。

我已记不清当初村卫生室的模样。只依稀记得父母说过，村医叫段年科，经常背一个暗红色的小药箱在村子方园十里走家串户，给村民打针送药，宣传防病知识，乡亲们都恭敬地称呼他段医生。

我胆怯地躲在父亲怀中，悄悄扭过头朝段医生瞅了一眼，只见他穿着一身打了几个补丁而又褪了色的中山装，颈部挂着一幅锈迹斑斑的听诊器，正蹲在墙角边清洗几具注射器和针头，然后放入一个黑乎乎的变了形的小铁盒，再用柴火加热消毒，屋里有着浓烈的烟雾，有点让人窒息。

段医生朝我走了过来，一边向父亲询问我的病情，一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脸颊，用听诊器在我胸前和肚皮上来回听了一会儿，再把体温表放进我的腋窝，没有诊断，也没开处方，顺手从一个只有几瓶药的简易木制药柜中拿出两个药瓶，包了两包药塞到父亲手中，简单交待了几句，然后又在我的小屁股上打了一针，当我哭喊出来的时候，针头已经拔了出来。

父亲读过高小，认识一些简单的文字，理解一些药物用途，回家一看，两种药物都是白色片剂，与小纽扣一样大小，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药名。一种是安乃近片，用来退烧；一种是复方新诺明片，用来消炎。因药片太大，我实在咽不下去，父亲只好把药片捣碎，在母亲的帮助下，和着红糖水往我肚子里灌。那药吃起来太难受，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从父亲背我寻医，到我带父亲急诊，转眼跨越近半个世纪，回想起来，家乡沧桑巨变，父亲容颜已老，而那些曾经相互陪伴而又洋溢幸福的时光，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那是我与父亲最温暖的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