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公元

昨天上街看到有人卖“发饼”，最原始的那种，袋装。我“纯由自主”地买了一袋，十五个，六块钱，也没疑心这是不是哪个没有卫生合格证的黑作坊做的。

倒不全是“吃回忆”，虽然四十年前它是我常吃的“副食品”。那时有几种东西我是吃伤了：红薯、洋芋、大麦粉。然而至今我还是喜欢吃烤红薯，却仍不喜欢吃那时候并未常吃的炒玉米。

许多人写过“吃”，最出名的莫过于汪曾祺的《四方食事》，前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也曾掀起一阵相当厉害的“吃文化热”。我却无法把自己的“吃”写出文化味，我既没有古代文人吃得精致的雅趣，也没有当代食客的无物不吃的俗癖。尤其是看到猴脑和鹅肠吃法的残忍之后，我是听都怕听这两个菜名了。有一次目睹杀狗的惨烈情形，从此不敢吃狗肉。

现在吃这种法饼也不是因为它便宜，虽然当初也许是。现在我仍然觉得这玩意儿“好吃”，主要是吃不腻。真的，我昨天就用它当了晚饭，一口气吃了四个一一刚才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吃了两个。

我对吃的要求太低，甚至在进馆子吃饭时看到太过挑“贵菜”的人还会皱眉。我偏偏喜欢吃“大时菜”，越是从前常吃的现在越是喜欢吃：老南瓜、豆角、青菜，连汤也是偏嗜萝卜汤。荤菜则还是猪肉、鸡肉、牛肉。什么龙虾、花甲，我简直不尝。也许这说明我性格保守，但得声明一句：不是嫌贵，实在是没觉得好吃，更不是有民族觉悟或环保意识，比如我既喜欢喝中国的茶也喜欢喝西方传来的咖啡，既喜欢吃法饼也喜欢吃花饼。我的爱和不爱纯粹只是出于味觉。比如我不抽烟，但并非戒了：先前也曾可以一天抽到晚的，后来就硬是不喜欢抽了，哪怕是蓝王也抽不完半支。又如我不喝白酒，也并非为了健康：先前也有过三两的量，但后来硬是喝不得三口了，哪怕是茅台。

我干什么都只是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