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爱鸣

十年前，临近春节的一天，父亲到城里找我，说他身体难受，想到医院检查一下。我看父亲平常黝黑健康的脸已变得金黄，状态也显得萎靡不振，不敢耽搁，赶紧带他到医院就诊。

找到一位熟识的医生，做了几项检查之后，医生朋友告诉我，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疑似胆管出了大问题，节后要速去省肿瘤医院确诊。这个初诊结果，犹如晴天霹雳。父亲一向身体很好，在我的印象里，他极少生病吃药，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那个春节，就在这样的惶恐纠结中过去了。正月初八一上班，我就带父亲到省肿瘤医院复诊。诊断结果：胆管癌晚期。我不甘心，立马带父亲去广州中山肿瘤医院复查，其结果，将我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击溃。

这之后，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三个多月后，不舍而无奈地离开了我们。是年，七十三岁。

仔细回想，父亲极其命苦。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父亲出生。年仅三岁时，他的母亲我的奶奶便去世。十二岁时，原本靠几代祖上苦心经营攒下的还算殷实的家底被“土改”。正长身体的阶段，遭遇“食堂化”及无穷无尽的“自然灾害”，与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父亲常为衣食犯愁。二十六岁，生养第一个孩子。三十九岁，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父亲一共生养了五个孩子。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二十多年里，他要想方设法把五个孩子养大，其难、其苦，可想而知。父亲六十岁之前，因为生活的重负，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

我永远无法忘记小时候眼见的一件事情。

有年冬天，卸甲峪林场的木板，距离我家约有二十里山路，要雇人挑至禹溪供销社装车外运，每佰斤八角工钱。因为当时以生产队为单元集体劳动，上工时间管得紧，更因为禹溪至卸甲峪要经过十八山的三十六拐，山路陡峭，平时空着手走一趟都不容易，有意参与此次挑运的人很少。父亲迫于巨大的生活压力，邀了一帮人，每天都半夜出发赶到卸甲峪，大清早把木板挑到供销社交货，然后赶到生产队照常出工。整整一个冬天，除极端恶劣天气外，基本上天天如此。这样一趟，他们每人大约能挣到一块钱，相当于当时3-4天生产队的工分值。但其艰辛程度与体能透支，可以想象。

前年，我和几个户外的朋友爬朝天山途经十八山的三十六拐。当时站在山巅远望禹溪，我一下子就回想到了这件事。眼前仿佛看到四十年多前父亲和一群人肩挑佰多斤的木板于黎明中在陡峭难行的山路上负重弯腰艰难行进。那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一个社会底层人群艰辛而不屈的生存场景定格。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流满面。

好不容易，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父亲凭其勤劳能干，家境渐宽，几个孩子也都成了家，六十岁以后的日子，应该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只可惜，好日子，他只过了不到十三年，就罹患绝症，无缘消受。

父亲去世后，我从未在梦中见过他。好多次，我睡觉前曾极力强迫自己做个梦，梦到他，与他说说话，但一直没能如愿。民间有一个说法，不梦见亡人是件好事，说明他（她）在那边过得好，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要向亲人诉说。这样看来，或许，是应了好人好报、运道轮回的古训，父亲在那边过得还好。

我真希望是这样的。这样，才对得起我辛劳一生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