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国锋

父亲患病多年，今年正月疫情期间，他还是驾鹤西去，那天正是母亲的忌日。两老现在静静地长眠在故乡的一个小山丘上，前有澧水流过，后有松柏青郁。

父亲几乎是一个孤儿，没有兄弟姐妹。他八岁时，爷爷即被抓壮丁离家，从此杳无音信。后来我奶奶下堂到另一户人家，也许是因为不愿寄人篱下的缘故，十二岁起，父亲就开始独自谋生，他学会了南方农村所有的农活，帮别人使牛打耙、春耕秋收。为了生计，他到深山里收过桐籽，在澧水里放过排筏，独自像野草一样疯长。十八岁时，他选择了报名应征，在军营里生活了八年，转业到津市监狱当了警察。未久，受当时上山下乡号召的影响，父亲辞职回到了农村老家，与母亲相识成婚，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居的情形下，他俩借居在别人家，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劳作，为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几间土房而努力着。但在那个物质匮乏、效率低下的年代，这不啻是一个梦想。姐姐和我先后出生在借居的人家里，又过了几年，父母才终于搭起了两间土房。此后，两个妹妹又依次出生，由于人多劳力少，每年年底生产队核算工分盘底结账时，我家都是超支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真是“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他就像是一头老黄牛，拉着家庭的重车，一步一步艰难地驶进。他很少向我们提及自己少年时经受的苦难，只是鼓励我们向前看、向前走。打小时候起，父亲就在我心中树起了“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的丰碑。

父亲自幼聪慧好学，自学成才。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他作为一个孤儿是在何时何处学会识文算术的。我小时候，大队办有一所学校，有小学、初中班，我一直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父亲当时在大队担任会计。虽然那时财物账目不多，但父亲做账条目分明不差毫厘，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大部长”的雅号，在全公社都是出了名的。大队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父亲作为会计却常年未被替换，队里人特别信赖他，把他当做了内当家。小时候因为没有课外书籍可读，我特别喜欢跑到大队部看报纸杂志，父亲教我辨识生僻字，但从不准我把报刊拿回家去。他说那是公家的东西，丝毫不能占为己有。后来，村里建起了一个砖瓦厂，仍然聘请年近六十的父亲去做会计，他发货、算账、结账准确无误，那些开拖拉机运砖的年轻司机们都特别佩服他、敬畏他。

父亲不苟言笑，很少同我们说笑话，但他爱憎分明，舐犊情深。我在县一中求学时，因为家里经济拮据，都是自带菜米，很少买学校的餐票。有一次，父亲到一中基建工地做了一个星期的短工，我担心他劳动量大身体吃不消，就给他几张菜票让他中午打菜吃，但他临走时又把菜票退给了我，一张都没用。姐姐谈婚论嫁时，她婆家条件稍好，到我家认亲时，媒人盛气凌人，提了一些过高的要求，父亲心疼女儿忍无可忍，提起对方的彩礼担扔到了门前的马路上……但后来姐姐家一直没修新屋，父母亲又像衔泥筑巢的燕子，冒着酷暑，一砖一瓦地帮她家拖运材料，直到新居落成。后来，我在市直部门做了一个小小领导，乡邻亲戚们有不少人求父亲托我办事，都被他一一拒绝，我的姐妹、外甥至今在外打工或是在家务农，各安本份。

我在县公安局工作后，有一位老同事年轻时同父亲一起当过兵，他对我说起父亲在部队时入了党，当过“五好战士”，参加过抗洪抢险、扶危济困，有很多先进事迹。但父亲从未向我吐露过这些。父亲晚年不幸摔断了腿，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时间，他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子女推着轮椅送他去村部缴纳党费。生命最后几年，他随我妹妹住在市里，每隔一段时间就问我们是否替他交了党费，年底村干部上门慰问时，他都要一一仔细核实。因为不便出门，轮椅和电视伴随父亲度过了余生，他最爱看新闻联播，有时候与他聊天，他能说出许多我不知道的扶贫、环保等领域的新鲜事。他还想等身体康复以后，回到老家看看家乡的变化，与乡亲们拉拉家常……儿女们也惟愿他“松柏之姿、经霜犹茂”。

而现在，父亲的躯体已掩埋在故乡的土壤里，他再也不能睁眼看看生于斯、长于斯、劬劳于斯的风物。“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终有气干霄”，父亲走了，但他的气节将一直融进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命里。安息吧，父亲。

（作者系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