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献党
五
我终于当了兵。父亲说是我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在送我当兵去的路上，父亲一再叮嘱我，要向我的几个堂哥学习，在部队弄个军官当当。我牢记父亲的嘱托，来到海南岛的部队，白天训练摸爬滚打，挥汗如雨，晚上躲在工具房里看书学习，我竟然想当作家。
一个初中文化的人，当作家谈何容易。我不知天高地厚，对文学百般痴迷。一有空，便从部队图书室借来大量中外名著，躲在工具房里啃，不懂的字，就查新华字典。一次，我在床头柜上点着蜡烛，等战友们熟睡之后看书，也许白天训练太累了，竟睡着了，蜡烛倒了烧了被子，被战友传为笑柄。
我这个人，处处遇到贵人相助，一位是我们乡的吴明仁老师，他在我们乡中学教书，后调到文联当主席，他是湖南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我每一篇习作都寄给他，请他指教。每次，他都给我修改，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有时回信竟长达几千字。还有一位贵人，也是湖南省的一位老作家，名叫郝国中。他当时在海口，担任海南信息报的老总。同是慈利人，见面自然亲切，他见我文笔有灵气，便教我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我写的文章《二哥》发在湖南日报湘江副刊，之后，又发在海南日报柳风副刊。那时，我总是心里没底，生怕别人不刊发我的文章。后来，我一年在海南日报发表十多篇散文，我的小说、诗歌、散文在军队报刊遍地开花，特别是在全军最有影响的解放军报，我发表了《回老家》、《小石桥》等多篇散文，小说《小岛话酒》登上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最厚的《昆仑》文学期刊。最出彩的还是我的新闻报道，我不仅写出了几百篇大大小小的通讯和消息，还写出了“全军无私奉献的好干部”邹汝山和他的妻子全军优秀军嫂梁彩花。我们团被广州军区破天荒评为新闻报道先进单位，我个人荣立三等功，入了党，被树立为学习成才标兵，转了志愿兵，吃上了真正的“皇粮”。
每次，我把成绩写信汇报给父亲，父亲回信都只有一句话：“儿子，别骄傲，加油！”
由于我的性情，我在部队犯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错误。一次，我与团长在休闲活动中发生争执，团长顺手给了我一巴掌。脸上挨了一巴掌，我很沉静。依然谈笑风生。突然，我笑嘻嘻地对团长说：“团长，你脸上有一只蚊子”。话音未落，我一巴掌打在团长脸上，我不知自己用了多大的劲，反正这一巴掌，就只一巴掌，一下子把团长打翻在地。事后，我写信告诉父亲，说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打了自己的最高首长。天啦，敢打自己的最高首长，真是天大的胆子，父亲吓蒙了，在家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写信叫我马上给团长道歉。
转业时，广州军区《战士报》社知道我要走的消息，以整版的篇幅刊发《吴献党散文专辑》为我送行，我的另一位首长、后来当了司令员的方九师专门撰写配发了《献党其人其文》。我要走了，离开培养我的部队，离开14年朝夕相处的战友，难舍难分。战友们来了，抱着我哭，我也哭。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泪洒海岸。
六
人的一生有多少机缘巧合。
我当兵走时是十一月，转业返乡时依旧赶上晚秋初冬。当年光秃秃的山，已是树木葱茏。枫树露出枯瘦的枝头，树梢上仅剩下被北风留下的两三片或三四片树叶。山上只剩下三五户人家，门前那棵歪脖子枣树没了，我家的吊脚楼没了，早已被一把火烧尽，换来的是一座土砖平房。远远地，一条大花狗迎了上来，摇头摆尾，好亲热。母亲倚在门上，端着碗，正吃着饭。母亲老多了，头发都白了，皱纹早爬满了额头，两眼昏花。走到面前，才看清是多年未回家的儿子，惊喜得不知所措，碗“叭”地掉在地下。
父亲走出门来。身体瘦多了，但依然十分精神。他举着那根竹杆烟斗，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来不及坐下，来不及喝杯茶。父亲兴奋地拉着我去了自留地，又去了自留山。父亲说，托党的好政策，今年苞谷大丰收，如今又种上油菜，来年绝对是个好收成。自留山上，长满板栗、银杏、樟、松、杉等树木，父亲带着我一边观赏，一边指指点点。满地的落叶，满地的树影，参差斑驳，任你脚踏，也分不开它们。
傍晚，母亲早早地在火坑里生起了柴火，支起了炉锅。山里人家家都有炉锅，支在火坑架上。炉锅就像一个大葫芦，土家人也管它叫顶罐。山里人常常农忙，图个简便，便把一根铁杆安在火坑架上，铁杆细长，安有活动机关，有挂钩，可升可降。我家的炉锅有时煮饭，有时焖一锅番薯，逢年过节，会炖一锅猪脚或羊肉。柴禾烧起来了，炉锅用盖盖住，沸腾沸腾地，飘出诱人的肉香味。父亲说，不知你要回来，年猪迟半个月杀，让大白猪多长几斤肉。没什么招待，叫隔壁杨恩大叔把大花狗杀了。这些年，你在部队闯，连对象都没找，你辛苦了，吃狗肉大补。
桌子摆上来，就着火坑，父亲一块狗肉，一口酒。
我家可怜的大花狗，它与我从未谋面，我一回到家，却对我如此亲热，估计它早有先知，知道父亲会要它的狗命。父亲一个劲儿地叫我吃狗肉，可我伸不下筷子，仿佛又看见大花狗，摇头摆尾地向我走来，使劲地蹭我。
父亲说：“儿子，你从这座山上能走出去，不容易。如今，大学生都不安排工作，你转业工作也许不好找。你要是没有退路的时候，就回家，我有一手绝活教给你，教你种庄稼！”
父亲真教起我种庄稼来了。
父亲教我如何种小麦、高粱、苞谷、苦荞。又教我在什么时候锄草，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上粪。父亲说，你把牛栏里的土挑到大凸去，大凸地里底子薄，牛栏里的土是院心土，肥，适合长庄稼。
母亲使劲往火坑里加柴，熊熊的火苗映红了父亲的脸，父亲的酒劲也上来了，越说越兴奋。他又说起了种棉花：“种棉花好啊，种棉花好啊，你妈妈十六岁那年，坐着八抬大轿嫁给我，咱们睡的就是你爷爷亲手弹的棉花被。棉花被好呵，好暖和呵，好暖和呵……”说着说着，父亲趴在了桌上，父亲醉了。
转业后，我并没有回家种地。我是一名志愿兵，志愿兵属职工，加上我那一堆在省级和中央级发表的作品，被破格安排在市里党报当了记者。
七
刚当记者不久，噩耗传来，我四十一岁的二哥在年关发工钱后，被人谋杀在广东。二嫂跑了，留下两岁的侄儿。父母年迈，大哥老实巴交，从未出过远门，生活困难。母亲急得哭，父亲愁得整天不说一句话。儿子死在外地，竟没有人去收尸，对父亲绝对是个打击。我出面借钱赶往广东。大年三十，把二哥尸体火化运回老家。当我把骨灰盒捧在父亲面前，父亲再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父亲最骄傲的事情，是我既当了兵，又当上记者。按父亲的话说，我是文武双全的角色。父亲有点怀疑风水先生话不属实。每当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看到本报记者吴献党三个字时，就很兴奋。有时市领导活动多，采访忙不过来，一个人要担负两三个采访，一张报纸经常同时出现两三个名字，父亲更觉得儿子了不起。他戴着老花镜，捧着报纸，看了又看，久久不愿放下。我在本乡采写的通讯《十七个孩子一个爹》，发表之后，被湖南省地州市报评为好新闻二等奖，中国妇联、中宣部等五部委来到我的家乡召开了全国关注留守儿童现场会；2003年7.9洪灾期间，我采写的长篇通讯《感动深圳》，被评为湖南省好新闻一等奖，深圳、广东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发了主人公的事迹加评论，主人公慈利籍深圳武警战士周薇成为全军学习典型，被中央军委首长接见，荣立二等功，保送上了军校。文章《感动深圳》一直被父亲保存，经常拿给乡亲们看。
刚当记者那会儿，我看不惯一些不正之风，先后在报纸上发了四篇批评报道，每一篇都产生反响，被报道的单位捅到市人大，最后都以新闻真实而告终。一次探亲，我的一位堂哥对我说，他家等着钢材在山下修屋，他把钢材从镇上拉到半路上，被一伙穿着交警制服的人拦住，不让走，罚款四百元，没有开收据。我立马写成批评报道《半路杀出程咬金，究竟李鬼还是李逵》，并加了编者按，责令县交警大队调查核实作出回应。文章在党报发表，立马得到处理。为此，父亲给我树了大拇指，称赞我用心说话，为民说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