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献党
一
从慈利县城往北，沿澧水支流溇水而上，穿过垭门关，便会走进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商贾重镇——杉木桥镇，走进一个叫做大市的行政村，远远望见一座山，状如鹦鹉，山上古木参天，奇石林立，山的名字就叫鹦鹉岩。
山上，住着一位老人。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如今，他沐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里，心里装着儿子许愿给他的大观园，每天喝着香淳的高粱酒，站在山垭迎风而立。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一位年满九十一岁名叫吴扬丙的老农民。
世人只知道张家界的美。其实，在张家界，你随便走进一个村落，呈现的都是一处景，一幅画。
我的家乡美，美在地理环境之奇。一座海拔一千米的大尖山和高耸云天的北界，构成两道天然屏障。在两座大山的压迫下，鹦鹉岩似乎变得很娇弱，很委屈。
从山下上鹦鹉岩去，步行个把小时，上坡越岭，右拐左转，有时盘转曲折，有时像拧一颗螺丝那样顺序而行。感觉似乎尽头，陡然又是一个迂回，大圈套小圈，圈里还有圈。鹦鹉岩仿佛成了一个盛装珠宝的奁匣。
山里人住的是吊脚楼。吊脚楼全是杉木、枞木构造，就着山势而建，张扬着山的个性。吊脚楼典雅、古朴，古朴得就像我爷爷留下的那张木犁。
我家的吊脚楼建在山崖下。屋当头是鹦鹉咀，前面是战马溪，左边是青龙凸，右边是白虎坡。每一地，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而且，这些地方，除了长草长杂木，尽长岩石。岩石全是大青石，形状怪异，有的像龙，有的像马，有的像虎……凡十二生肖，山上应有尽有。如今，十年退耕还林，抬眼是树，望去是林，这些石头宝贝疙瘩深藏不露。
鹦鹉咀是鹦鹉岩地名的由来，数不清的大青石天然形成。平地处，长鸡窝草，石缝间，长出一棵古松。传说鹦鹉鸟常在此歇栖。鸡窝草像蒲团，坐上去柔软舒适，古松状如华盖，挡雨，遮阴。小时候，我常偷懒躲在鹦鹉咀上看书，看咀下万丈深涧，看远山云卷云舒，也看日出。
我曾写了一篇《河之物语》，来歌颂我美丽的家乡。这篇散文荣获2014年度湖南省副刊评选散文金奖。我写的这条河，就是战马溪。
家乡人把战马溪都用一个代称：河。在我的记忆尽头，战马溪在两个村庄分界处的谷底部蜿蜒爬行，像一条小溪那样细致和秀气，只要看到两岸高耸的峡谷，你就能想到它曾经的浩瀚和壮阔。那阴森森的峡谷高数十丈，两岸相距百米之遥。传说峡谷是河流的前身，那时，她该是何等的汹涌澎湃。河流的源头来自远山深处，它又属溇水的一条支流，沿途都是大峡谷。河段与地界为名，往上游去，它有别的名字，往下游去，它又有不同的名字。河流的名字爬过了石头、孤松和长满水草的河岸。河流让我变得温情，在它的暖流细浪里，我感受着人生的风平浪静。
家乡美，山里人不觉得，父亲不觉得，就像掠过一阵风，山还是老样子。他们把它视为穷山恶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已司空见惯，眼里只有五谷杂粮，只有稻米、苞谷、高粱和荞麦。父亲在意，是家族红色的家史。山上，百十号人家，一户李姓，外来户，再也没有杂姓，都是老祖宗吴名上开枝散叶。吴名上之上又是谁？传说是吴三桂的后人，但无从考证。据风水先生讲，单从我家的屋场看，左青龙，右白虎，地势奇特，必出武人。对此父亲深信不疑。确实，家族从未出过秀才，没有一家子女考上过大学，走出去的全是军人。我的外公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战场，两位大伯是老红军，解放后到处被请去各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五叔是解放初期的铁道兵，六个堂哥都参军入党，一位当特务连连长，一位在东北部队当志愿兵，担任司务长，还有一位在老山前线火线入党、荣立三等战功，后来当了营级干部。如今他们都转业在县城工作，年轻的侄儿们就更多了，像赶趟儿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投身军旅。
在中国的版图上，鹦鹉岩应该属于最有特点的居民小组。土地面积分布全村最大，形成一大奇观：半田半地。田在山下，地在山上。山上，土肥地沃，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山下的农田，一丘丘，尽是水田，秋天里，金黄叠浪。下山种田，路途遥远，常年肩挑背负。曾一度，山上的年轻后生找不到对象，大部分人家便把吊脚楼拆了，把家搬下了山。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在沿海打工，赚了钱，首先做的是把房屋建在山下，山下高楼林立。山上，只有三五户人家，念旧，舍不得山上的资源，至今住在山上。
父亲心里盛放着这块根土，成了山上年龄最长的留守老人。那山，那水，那地，已经一缕一缕，一块一块地被扯碎了，飘散了，什么都不是了。
那是岁月的风。
父亲看不到自己，看不清自己，他天天惦记的是儿子要送给他的一个美丽的大观园。
二
在我的亲人中，我把父亲列为最爱。从俗里讲，他“官”至生产队长和村林场场长，六、七十年代的社员们爱戴他；往雅里说，他多少算个“文化人”，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选集中《愚公移山》、《纪念白球恩》、《为人民服务》三篇文章，是当年人民公社组织广大社员学习的“老三篇”，父亲倒背顺背如流。
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一生正直，心地明亮，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可他至今站在党的门外。他给我大哥取名献爱，给我二哥取名献军，给我取名献党。父亲说，他再多一个儿子，一定要取名献国。意思是他的儿子要爱党、爱军、爱国家。
人生无常，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自己的意愿左右，大哥老实巴交，在农村务农；二哥四十一岁那年打工，被人谋杀在广东；只有他的小儿子我，给他带来些许安慰，参军入党，转业回地方后，当了记者。
父亲为啥没有入党，我在写父亲《岁月的证明》一文提到过。那时是农业学大寨，大搞水利建设，全乡社员战天斗地，在内山修筑庄塔水库。生产队有一位叫李姓的中年社员，人长得五大三粗，力气大，能双手举起一个炼麦子的石滚。可因为一位剃头匠，从老界上偷了一头猪，在他家杀了。事情败露后，李成了窝藏罪，被青年民兵捆得九死一生，戴着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十多斤重的黑牌子，整天在工地上被批斗。父亲是生产队长，担心弄出人命，便在夜里悄悄放了人。公社干部找父亲要人。父亲说：“李究竟犯了多大的罪，你们把人快捆死，人弄丢了，反过来找我要人，我生产队已失去了一个好劳力，工程任务完不成找谁算？”
父亲的反驳让公社干部十分恼火，自然被列入批判对象。“丙队长”出名了，在全公社的大会上作检查。父亲当时是入党积极分子，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正考察他。这下子，入党泡汤了。不仅如此，有好事者，写信到海南岛我堂哥所在的部队，说他叔叔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堂哥当时代理排长，是部队发展的提干对象，被迫退伍返乡。好大一阵子，堂哥恨死了我的父亲。当然，还有我的哥哥献爱，那年考上了空军，政审时也被否决。
三
母亲四十岁那年生下我。我生下来足足有十三斤，又胖又白，很多人惊奇。每当抱出去，乡邻们说，瞧，多白的一个胖小子啊！这时，母亲就甜蜜蜜地笑，父亲也笑。
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恨父亲。小时候，我是孩子王。那时虽然穷，生活困苦，但农村文化活跃。乡里常打渔鼓筒，三盘鼓。谁家做红白喜事，还要搭台唱花灯。我最喜欢的是看电影。公社电影院到各大队放露天电影，这家放了下家放。村连着村，山连着山。常常，不管路程有多远，我跟伙伴们打着火把赶，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冒充电影里的胡汉三，跨着自制的木手枪，双手叉着腰，打着赤脚板，一声喊：“老子胡汉三又回来了！”于是，伙伴们便前呼后拥，跟着我冲锋抢山头。
我干尽坏事，偷王寡妇菜地里的黄瓜，偷大队林场地里的落花生和树上的雪梨。扯猪草时，每次玩到天黑，偷生产队田里的红花草。父亲知道后，给我的总是一顿毒打。棍棒不知打断多少根，打得最多的工具是他那根长长的竹杆烟斗，专打我的屁股，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次，我一边哭一边喊：“为什么别人搞得我搞不得？”父亲吼：“你是我吴扬丙的儿子，就硬是搞不得！”我恨透了父亲。父亲常常组织社员开会时讲话，总是说这个同志那个同志的，我便恶毒地顶撞父亲：“吴扬丙同志，你当个生产队长、林场场长有什么了不起，老子长大了要报仇，要翻身！”小小年纪敢称老子，还要报仇，反了天了！话音刚落，父亲长长的竹杆烟斗，打得我屁股开花。
虎毒不食子，我一直怀疑父亲没有人性。十四岁那年，父亲叫我到大凸地里砍烟花。烤烟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青油油的烤烟，一亩多，使劲疯长，一人多高。也许是“仇恨”父亲，也许是不小心，我左一刀，右一刀，把烟花砍多了，烤烟全成了“半杆子”。父亲简直要发疯了，大声哭喊：“你这个血条子，砍脑壳死的，那是我的心肝，是我一年望到头的血汗啊！”父亲的那双大手，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将起来，父亲力气好大，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把我按在地里打，打得我叫天喊地。母亲听到哭喊赶来，跪下来，抱着父亲的双腿，苦苦哀求：“孩子他爹，孩子他爹，打不得了，那是孩子的命啊！”母亲好不容易拦住了父亲，搂着我号啕大哭。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我不知父亲是否后悔下手太狠，也不知父亲是否心疼，父亲背着双手朝地头走，一边走，一边回头，恶狠狠地说：“再干坏事，就打，就打，往死里打！”那一瞬间，我看见父亲的眼眶滚下泪水。
父亲对我严厉管教，我仇视父亲。然而，父亲的慈爱，却让我受益终身。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到堂姐家与我一般大的外甥玩捉迷藏，不小心掉进堂姐生产队公屋里被废弃的红薯洞，红薯洞有两丈深，浸了半洞水。我穿着棉衣棉裤，意外地从洞底浮上水面，头和脚使劲顶着洞壁，大喊救命。幸好堂姐正在池塘洗衣，赶来用稻谷耙子把我扯上来。我昏迷不醒，病了整整七天。事后，父亲对母亲说，人一辈子到处会碰到水的，必须让孩子学会游泳。我家住在高山上，下山要步行一个小时。山下有座大水库，水面碧波荡漾，常常有水鸭子和不知名的水鸟在库面上戏水，飞来飞去。那年夏天，父亲迫不急待地带着我来到水库浅滩，我和父亲都脱了个精光。父亲抬着我的下巴，叫我学狗刨式。不几天，父亲把我抱到深处，陡然松开手，为了活命，我拼命使劲扑打。只一个夏季的苦练，我竟能轻松地游到水库对岸。为感激父亲，1988年我在海南日报上发表了散文《游泳》。我这样写道：“人生就是一条长河，我感谢我的农民父亲，是他让我学会了游泳，海南岛四面环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舟桥战士，能在大海中奋勇搏击”！
四
读初中，由于偏科，只喜欢语文，准确一点说，我只喜欢写作文，没有考上高中。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担心父亲责骂。可父亲没有责骂我的一点迹象，而是叫母亲炒了一碗黄豆，喝起高粱酒来。每喝一口，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快活得像神仙。原来父亲心里早就有他的“小九九“，压根儿就不指望家里能出个“秀才”。他听信风水先生的话，山上只出武人，不出文人，这是天命。父亲一心只指望我去当兵。
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霜落，朔风乍起。果然不出父亲所料，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可父亲突然像打了霜的茄子，蔫了。因为与我同时考上的有大队老支部书记的儿子。而名额一个村只有一个。当时，大队老支部书记的大儿子还是村里民兵营长。老支书扬言：“我为党工作了几十年，送子当兵，报效国家，儿子当兵铁板上钉钉。”父亲只是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拿什么跟人家堂堂的老支书去争？
那几天，父亲喝闷酒，酒量大增，高度的高粱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完酒就骂母亲，斥责不是菜里面盐放多了就是放少了，说母亲炒了一辈子的菜，没有一点进步，没有吃头。骂完，就坐到火坑边抽他的叶子旱烟，把长长的竹杆烟斗敲得山响。对父亲逆来顺受的母亲无端被责骂，很委屈，常躲在灶门口悄悄抹眼泪，我知道父亲为我当兵的事发愁，我也急得六神无主。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儿子，听说乡武装部长当过兵，也姓吴，按辈份，你应该叫声爷爷，我家穷，拿不出像样的礼物。你长得门板高，有把力气，你去给他家做几天功夫吧！”
我听父亲的话，去武装部长家打了一天煤球。抽空，我把我写母亲的一篇作文给家门部长看。我用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我写母亲的美，只有村庄知道，炊烟知道，农具、六畜、五谷知道，父亲、哥哥姐姐，乡邻们知道；我写母亲一生都佝偻着，多病、寡言，像田间的一棵苦荞，卑微地绿着；我写母亲，一生爱的不多，恨的也不多，她只爱她的土地，土地上的禾苗，只爱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再多一个，她都承受不起；我写母亲在灶门口烧火打摆子，我担心母亲死掉，吓得哇哇大哭；我写母亲的一滴泪如何如何从眼眶里、从眼角、从鼻梁、从脸上滚落下来……家门部长读着读着，我看见他的眼眶湿润了。
我终于如愿当兵了，理由是我是初中文化，写得一手好作文；而老书记的儿子是小学文化，年轻一岁，可以来年再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