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昌顺

窗外的秋风起了，我无意中拾来的三角梅已踩着秋霜凋落它最后一片花瓣。

午夜的我，醉意未央，伫立风中，只看得见人影瘦长。好吧，既然已是深秋，我亦无法挽留，此时，且摒弃尘世间的纷扰，再看看我的早已错过花季的栀子花。悄然行至窗前，嗷！我的天呐，她居然有两三个含苞待放的花蕾！我虽一生酷爱花的芬芳，但总是粗枝大叶，忘却它们盛开的花季。

我的外婆是童养媳，她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改乡长，女强人。外公大约是七十年前民国政府的校长，国民党员，自己称是左派，但文革中被打为右派，遭批斗100余场次，戴高帽批斗那是家常便饭，他却历经磨难而不衰，出乎意料，高寿，95岁寿终正寝。外婆比外公大三岁有余。据说，外公是民国期间桑植46大文化名人之一，也是香港大公报的特约撰稿人，经常有诗歌、文章见诸报刊，其中对外婆的赞美之辞，如今亦耳熟能详。外婆是一生钟爱栀子花的，外公当然也喜欢栀子花呀，但后来也钟情三角梅了，大约是我们内半县一带第一个伺养三角梅的吧。旧社会，读书人或者大户人家总要讲究个三妻四妾，大约是时尚吧，外公总是谦虚的认为他还没太有男人气，总归只两房太太。我还有个小外婆（偏房），她也是旧社会的女子，小脚女人，没文化，只知道嫁鸡随鸡而已。

冥冥中，外公的一生就和新旧政权以及我的两个外婆纠缠在一起。小时候，对小外婆颇有成见，总觉得她是凭年轻一点，插足成功所以愤愤然！即便她对我母亲宠爱有加，或者袒护我辈有余，却总觉得她是理亏使然。

慢慢地我在两个外婆的纠结中长大。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这样回答我，“所谓爱情，即是男女间一种奇妙的感情，它具有唯一性、独占性、排他性。”我曾经试探过我的外公，两个外婆究竟谁才是爱情？他至死都没有认真地回答过我。

我对我外婆（童养媳、正房）的崇敬，是因为她10岁起来到外公家，曾经以未婚妻的名义牵着我七岁不到的外公趟水过河上私塾，而她在私塾外割猪草，等候尚且年幼的外公放学，然后又牵着调皮的他过河。几年时间，外婆居然识字了，而且比外公不差多少！

相比之下，小外婆就太逊色了，她不仅不识字，而且她生下的两个舅舅也不爱读书，孙辈更是仇视文字，尤如仇视外公一般。

外婆是个能干人，新中国提倡一夫一妻，外婆首先响应，毅然决然离开了外公，独自抚养五个儿女长大，儿女都久经磨难顶着地富反坏右的原罪砥砺成才，成为国家发工资的干部或者工人。她同情小外婆没文化，小脚女人做不得工夫。

小外婆心肠好，住在毗邻桑植的永顺县，常常在饥荒之年走一天一夜到外婆的屋里接济外婆的几个子女，还曾经哺乳嗷嗷待哺的舅舅们。文革结束后，外公获得平反，依然和小外婆住在一起，偶尔的相聚，亦是对能干的外婆嗤之以鼻拳脚相向，那时的我虽懵懂无知，亦是恨够了外公和小外婆。

外婆去世已20多年了。已记不清外婆的名字和栀子花的关系，只知道，外婆的门口有一株随意长大如碗口般粗大的栀子花树，是我们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也听说在永顺县的一个乡村角落里，外公在小外婆的门口精心地伺弄了一株三角梅，如小外婆般柔弱不堪，冬天常常是死去活来。而我外婆门口的栀子花树，从来不需人伺弄，也从来不知道冬天的死去活来，她的花开得自强不息，圣洁盎然。但我外公，独爱他的小脚女人和三角梅。

今天，大约是小外婆的忌日。前些年，外公去世后，她独立苦撑又熬过了近十个年头，九十三岁寿终正寝 。其实外婆去世以后，我们表姊妹们就早已不讨厌小外婆了，毕竟老一辈的爱恨情仇随着年事已高已淡然而去了。小外婆去世前三、五年，我经常去看望她，给她买爱吃的水果和喜欢听的桑植民歌碟子。我逐渐模糊了栀子花和三角梅的概念。也许把对外婆的思恋都转嫁到了小外婆的身上。

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了外公在黎明的窗前徘徊。栀子花，三角梅，世纪之问？究竟爱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