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绝不是孤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个年头，我有幸来到这个世界。然而，一岁半时，父亲因病去世，丢下母亲、姐姐和我。出生于家境宽裕、又是独生丫头的母亲，难以撑起这个家。一年后，憨厚本分、一字不识的后父上门到我家，我称他为伯伯。
从小学到初中，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当过班长和学习委员。三公公（曾祖辈）儿子赵君圭（后在兰州大学任教）于1950年考上武汉大学，成为头号新闻，轰动老家一方。因此，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暗暗、美美地设计：读完初中读高中，一定要考上武汉大学。
谁知，1966年下半年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席卷全国，一下子吞噬了我和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学校分成两派，打闹不止。宁静而又美好的校园里充斥着邪恶。无法读书，我只得极不情愿地逃离校园，回家务农。
回家务农与自己的人生目标悬殊太大，内心自是百般不甘。此时，身体上的病痛与精神上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因饮食不洁，突发肠道恶痢，拉血、屙脓，久治不愈，拖延五年之久。身体消瘦，酸软无力，一天不如一天；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狐骚气”重，报名参加“冷（水溪）旭（日塌）”三线建设，负责登记、政审的民兵营长是本家长辈“喜大叔”，竟当着众多报名者训斥我：“赵辉廷，你没有资格！”当场那种难以言状的委屈与羞辱，伴随着泪水喷涌而出，掉头就往家里跑……面对这种境遇，你说我心中没有恨吗？有，说真的。但我不恨“喜大叔”，因为那不是他的错。我只恨自己生错了廊场。
试想想，我连去深山沟里挖土、搬岩头的资格都没有，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痛苦、失望，甚至绝望……
尽管“文革”中一些人道德沦丧，但善良无处不在。这时，一个人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我们大队支部书记李玉清。因我母亲姓李，平素日碰到他，大人交待我叫他“玉清舅舅”。1969年8月初的一天，他来到我家，刚坐下，手里端着伯伯递给他的一碗茶还没喝，就微笑着对我说：“辉廷哪，我看你体子差，做工夫（指农活）嘁亏（意为很累，难以胜任），不如去教书，好不好？”一听要我去教书当老师，觉得不仅体力上轻松，而且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当然愿意。见我愿意，他要我第二天去大队学校报到。
玉清舅舅为什么会关照我，我当时没细想。过后，我反复搜索我家与他的关系，横竖不沾边。虽然两家各是一个生产队，但从未以亲戚关系来往过。按乡间习俗，总要沾亲带故才值得关照，更何况正值特殊敏感时期，他身为大队支部书记，稍有不慎，会惹火上身。多年后，过接到别家为子的三叔告诉我，玉清舅舅出身贫苦，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加入了党组织。他在土改工作中与我父亲关系十分要好。我想，与他要好的人却过早离世，不免伤感。由此，心根善良的玉清舅舅自然对好友之子产生怜悯之情，施以援手。再说，亲友们都晓得我会读书，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此时大队学校又正缺老师。不管是哪种原因，假若玉清舅舅不在大队支部书记位子上，即使他再善良，也爱莫能助。这就是机缘。
“文革”中，一些人以及个别共产党员见风使舵，出卖自己的良知，做亏心事。可玉清舅舅守住初心，没有变。他在大队支部书记位子上十多年，勤政至善，有口皆碑。
我有幸遇上他，真是幸运！
当老师看上去轻松，其实不然。我清楚，“民办教师”对于我，仍然只是一份“临时工”，随时都有可能梭脱掉靶，因此在忐忑不安中，格外珍惜这份“临时工”。因半路出家，不懂教学，我就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多听他们是怎样上课的；再就是多读书、勤思考。大队学校没有图书室，我把当老师的二叔家里仅存的几本书找来读，如小学语文教学、算术教学等。寒暑假时，跑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那时学习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火热，这对于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教学之余，我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原著，还有鲁迅的书。如恩格斯著名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买来后根本看不懂，像读天书似的。我便买来相关的辅助读物，一个字一个词地“啃”，逐渐弄懂了许多，并写下了大量心得笔记。说实在话，这种政治学习，一开始是迫于形势，迫于给自身加分的需要，比较勉强，但在勉强之中慢慢尝到了甜头，这种甜头慢慢促使我成为自觉行为。因为在伟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不一样的精神世界，打开了自己认识人、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窗户，相对提高了认知视野和境界，同时对自己教学也有帮助。
“文革”取消了所有考试制度，上大中专院校读书、参加工作等等，一律实行推荐制。1972年上半年，上面下达给我们大队一名指标，去常德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常师）读书，公社驻大队工作组先已推荐了一人，是我同宗兄长，也在大队学校教书。他家出身好。但他的政审表，经公社联校送到区联校校长王晋元面前时，当即被王校长否定了，点名要推荐我。王校长要求公社联校校长吴仁兴马上去我大队，找支部书记李玉清，召集大队支部委员会议，重新讨论推荐人选，说上面指定的是赵辉廷。大队支部委员们一听是上面指定的，都无异议，一致通过。我们学校校长黎盛海（唯一的国家教师）要我填写个人履历表和自传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先被推荐的老兄本人没说半个不字，但他的父母晓得后，到学校大吵大闹了好几天，说我没有“资格”去读书。因此我没抱任何幻想。
真正的麻烦出在政审关。区联校负责政工的黎盛国与吴贤斌两人先后4次往返县文教局和我家，就因为我姑父姑母（住在隔壁大队）是富农份子，县文教局政审时未予通过。第5次，王晋元校长亲自出马，带上我平时政治学习心得笔记5大本，跑到县文教局据理力争，说：工作队推荐的人家庭出身好，可在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方面拿不出一个字的心得笔记，而我们推荐的赵辉廷，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是不假，可他热爱学习，工作扎实，这5大本心得笔记摆在这里，白纸黑字，你们认为应该推荐谁去最合适？
就这样，我的政审终于被通过。当我从黎盛国、吴贤斌二人手中接过常师入学通知书时，就像一场梦，回到家，激动得哭了一个下午！我激动，不仅仅是好梦成真，而是感动黎盛国、吴贤斌二人心存善意，不因我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而放弃；尤为感动的是，他们二人告诉我王晋元校长亲自出面的情景，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去读书，不可能有我的今天！而我与王晋元校长从未谋面。我认得他，只是偶尔在寒暑假期间全公社教师集训大会上，公社联校请他讲话。他讲话干脆、利索，言简意明。我们之间非亲非故，他为什么力排众议，直接点名推荐我去读书？我至今不得而知。
我是幸运的，又遇上了一位好人！
也许，一个人在逆境中无声地耕耘，总会被好心人发现、被关注、被提携。从玉清舅舅和王晋元校长两人身上，我看到了干净的灵魂和善良的人性。尤其是在“文革”非常时期，他们作为基层领导和一名共产党员，始终守住初心，不被时势所改变，难能可贵。他们两人秉承公正的品质是我心仪的楷模，一直影响着我。
润物细无声。我知道我的幸运来之不易，唯有把感恩化为发奋读书、勤恳扎实的工作，作为最好的回报。在常师读书期间，我期期都是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毕业后被指名分配到湖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慈利县长峪铺大队学校，先后担任过区重点小学、长峪铺学校校长，当选为通津铺公社教育战线唯一的劳动模范，出席过常德地区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976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业余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爱好书画，尽量涉猎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1976年4月，县里筹备庆祝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10周年大会，抽调我去县文化馆创作、画大型宣传画。1980年10月，县委宣传部一纸调令，我离开通津铺公社中学，调入刚刚成立的县文化局戏工室，从事戏剧创作，后又调往县委统战部、宣传部工作。1983年，慈利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发索溪峪，发展旅游业。当时的索溪峪是慈利的边远之地，离县城近90公里，交通极为不便，教育、卫生基础条件十分落后。开创伊始，县里动员国家干部、职工前往，还附加解决家属子女就业、本人升职等优厚条件，但都不愿意。这年10月，我作出决定，主动要求调往刚刚成立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索管局）工作。时任县长严高明同志看到我的请调报告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面谈，说我是目前全县唯一主动要求去索溪峪工作的干部，动因何在。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爱好文学艺术，呆在县城里很难有更大的进步，而索溪峪一旦对外开放后，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很多文艺名家慕名而来，我生活、工作在这里，就有机会与他们零距离接触，这无疑对提高我的文学艺术水平大有帮助。高明同志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他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同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家庭状况、我的遭遇、我的学识基础及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域文化影响，我不可能成为名家、大家，但索溪峪、武陵源馈赠予我的，是让我的文学艺术眼界、素养与创作能力有了新的飞跃，为回报、服务于这块土地成为可能。
(此为《一个人的成长》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