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章衡

罗峪，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因工农革命军整编而载入史册。

1928年春，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人，从上海辗转武汉等地，回到桑植，联络旧部属，聚集3000多人，组建工农革命军，发动桑植起义，占领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开辟湘鄂边根据地。

4月初，国民党黔军43军3师5旅龙裕仁部进入桑植，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在洪家关、梨树垭等地迎战。中旬，贺龙、卢冬生等前往湖北鹤峰筹款，在走马坪朱华生处筹集到几千元钱和一些粮食，回到洪家关。此时，革命武装因失去统一指挥，战斗失利，大部溃散，周逸群转往鄂西石首。贺龙、卢冬生等转移到鹤峰县红土坪，在桑植和鹤峰边界收集失散部队坚持斗争。6月25日，龙裕仁旅退出桑植，贺龙率部在桑植的小埠头伏击，击毙其参谋长张策，缴获部分枪支弹药。29日，乘胜重占洪家关。失散部队陆续归队，工农革命军再度增到1500人。30日，国民党军团防进入洪家关，工农革命军迎战失利，贺龙率部撤至15公里外的罗峪休整。

站在罗峪休整的旧址前，漫山苍翠，峪色葱葱，思绪万千，难以忘怀的是贺龙元帅的深情回忆。

1962年1月，贺龙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中写到：“这次挫折，使我们后来体会到：用封建关系建立的革命武装，不经过彻底改造是经不起风险的。革命的武装斗争，首先要建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之上，依靠群众建立的革命武装，才是巩固的。旧军队可以利用，但是在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以后，一方面要发挥他们有军事知识的长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改造，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经过斗争的劳动人民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以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之能够自觉地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可惜的是，当时对这些问题我们都还不懂，只是经过屡次挫折，才逐渐认识了这个道理。”

1928年7月初，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经过多番周折到达罗峪，带来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指示，撤销湘西北特委，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部队及所在地区党的工作。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为书记。中旬，在罗峪召开前委会，决定整训部队及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

整训部队，如何整训？

“前委决定：(一)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的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三)……如士兵同志发展至四十人以上，一般的士兵对于土地革命的意义，亦有相当的了解，农民方面虽然没有做过组织工作，但各种标语布告，已遍布内半县，宣传上颇收成效。不过党的工作，虽渐有起色，而内部的冲突和动摇，较前更要利害海了！……大队以上均设有党代表，以帮助并监督军官的工作与行动。”这是 1928年11月，贺龙在《关于湘西北、湘西特委合并，红军的成立，石门暴动经过及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中的细致阐述。

1928年8月1日，在罗峪召开南昌暴动一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决定，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职)，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下辖一个师两个大队，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王炳南、贺文炎分任大队长，全军1500人。

对此，贺龙于1962年1月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情地回忆：“这期间反动军队的压迫虽然较小，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非常复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或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混同起来，以及受地主、富农家庭影响甚深的人，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鉴于此，决意向这些有害倾向作斗争：首先进行改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加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士兵中吸收党员，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于坚持错误、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经过这样整顿，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迈开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认真阅读当年的报告和后来的回忆文章，贺龙在罗峪整训部队的核心要义，主要是加强党的领导，设立党代表，吸收进步士兵入党，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吸纳农民参军。

这是罗峪整编的亮点所在，更是贺龙在1928年春夏之际的生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更是湘鄂边根据地开辟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春寒料峭之时，从文献资料的深处走进罗峪，感悟罗峪，内心涌动的是一股温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