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覃正波

活了半辈子什么都没学会倒是买书成瘾。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似乎穿越岁月的长廊款款地向我走来，久别重逢的惊喜化作一腔暖流贯穿整个身心。那种与生俱来的嗜好不知花费了我多少精力，细细想来醉上心头。

小时候家贫，父母亲都在为全家填饱肚子辛苦劳作，哪有余钱供我买书。于是，我利用假期上山挖药材采摘松果剥值钱的树皮晒干后卖到收购站，弄到几张角票子飞快跑到供销社买心仪的图书，竟然舍不得在馆子里花一毛钱下碗面条。供销社的图书很多，看得我心里发慌。那时，我想手里如果有几块钱立马全部买回，过过看书的瘾。以至于柜台的阿姨们一见到我就向我介绍新进的图书，不管我有钱没钱，她们都会到玻璃柜里取出任我挑选。那时，我心里就有了小究究，假装挑选，一本本翻过，看完了推给阿姨们说是一般般没什么看头。其实，我这个算盘，阿姨们心知肚明，她们不愿说破。她们也知道我没钱，但她们觉得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尽量满足一个孩子的求知欲望。

随着年龄增长，我不再满足于看小人书。上初中一年级那年，用母亲给我的伙食费在兴隆供销社买了本《汉语大辞典》，记得那个星期，硬是咽着酸菜熬过了最后三天。星期五那天学校开会，由于站的时间久加上平时缺乏营养，竟当场昏迷过去。父亲有次到学校给我送米，班主任把这事告诉了他。父亲心想：不对呀，每次给钱都是一样的，这小子肯定有问题。父亲问及此事，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过分责备我，只是说：“书要买，身体是本钱，没了身体，书有什么用！”过后，父亲要母亲每个星期多给了我五角钱。

买书中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丢失”了一件深蓝色棉袄。初中二年级那年冬天的某一天下着细碎的雪儿，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深蓝色棉袄去了一趟县城的新华书店。摆在书架上成千上万册的图书，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大场面，那种喜悦是这一辈子不曾有过的。每一本书都是那么神圣；每一本书都巧夺心魂，恨不能统统买回家，但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下返家的车费。对选好的几本书，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心里生成：用穿在身上的棉袄作抵押。我拿起几本价值五元的《莱蒙托夫诗集》《惠特曼诗集》《叶芝诗选》，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走向收银台，向服务员表明我的意图。收银员听后哈哈一笑：“小同学，有这样买书的吗？”说得我面红耳赤，恨不能掘地三尺钻进去。另外有个售货员看到我的窘态，拿出五元钱交给收银员：“这孩子的书钱我出了！”收银员接过书款讪讪地笑着。售货员说：“走吧，小同学。”我把三本书叫收银员盖章后没有立即拿走，而是脱下那件深蓝色的棉袄放在柜台上对售货员说：“我把这件棉袄压到你这儿，下个星期我再把钱还给你。”说完，生怕她退给我便一溜烟跑了。天上的雪儿不会因我脱了棉袄而停止它的舞蹈，下车后，冷得直打寒颤的我抱着三本厚厚的诗集朝家里跑去。回到家，父亲见我上身只穿了两件衣服，忙把我拉到熊熊燃烧的火塘边，问我棉袄哪里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弄丢了。”父亲看见我怀里兜着的厚厚几本书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怒到：“扯淡！这么冷的天，穿在身上的衣服哪会弄丢？快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像一只闷葫芦一直不吭声，父亲气得把我的书丢到一边又说：“是书重要还是命重要？”其实，父亲不问也知道。第二天，父亲吃了早饭后不声不响地出了家门。天擦黑，父亲抱了我那件新棉袄回来了，全身的衣服被雪花濡湿了。后来，母亲在一边告诉我，父亲为了节约车费来回70公里的路程都是走的，脚底磨出了血泡，当天晚上父亲高烧40多度。

一想起此事，心里就很难受。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没有像平时那样责备我。父亲知道我爱书，尽管那时家境贫寒，父亲还是尽可能满足我买书的欲望。从那时起，《简·爱》《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纷纷进驻我自制的小木架上。也是从那时起，一颗文学的种子悄悄地埋进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的挚友，带我走进了文学的圣殿。当我烦恼的时候，是文学告诉我人生的诸多不如意要懂得化解；当我对人生失望的时候，是文学让我重拾生活的勇气，直面惨淡的人生。

工作了，手头不再紧巴巴的。不管走到哪里，首先要去的依旧是书店，当我看到心仪的图书不管多贵从来不会“心慈手软”而是立马买下。书架一步步从简陋走向大气，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心里不免有一种成就感。那些书是我从全国各地淘来的，每一本都沾染了我行走的踪迹。近些年，我不再满足于逛书店，也会在当当、京东等网站淘书，一则便宜，二则方便。当然，我还是离不开书店，走进书店总有一种浓浓的油墨香味飘来，是那种长期浸染身心的气息。一本本立在书架上的书就像一个个学富五车的学者，除了敬畏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