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改革开放40年来，巨大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深度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有了最好的书写题材，也愈加说明报告文学的不可缺位。湖南作家徐文伟改革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报春花：三湘大地改革见闻录》正是记录了新时代发生的各种巨变，即“全面深化改革”的精彩纷呈。
虽然新时代的改革时间不长，但正在形成热潮。回顾新时期的文学历史可知，在反映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轮改革的创作题材方面，不但有以蒋子龙等为代表的“改革小说”，而且有以李延国等为代表的“改革报告文学”——它们相得益彰，蔚为大观。而在反映新时代的第二轮改革方面，文学与时俱进。尤其是报告文学，发挥自己的特有优长，充当了“时代先锋”。如近年来，涌现了不少反映“精准扶贫”“生态建设”“一带一路”等方面的作品，如何建明的《那山 那水》与《山神》，徐刚的《大森林》与李青松的《万物笔记》，以及墨白、江媛的《新定位大开放：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纪实》与李英的《第三种权力——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纪实》等。而在湖南，这方面的作品也先后有龙宁英的《逐梦》、李万军的《因为信仰：“扶贫楷模”王新法》与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这些作品大多集中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生态”“扶贫”等方面。徐文伟的《报春花》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生态，从反腐到党建，几乎包括了三湘大地“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涉及长沙、衡阳、株洲、娄底、常德、怀化与湘西等地市的二十多个县（市区），采访了三百多家单位1220余人。
如其中写到，株洲荷塘区的“一门式”服务，是中央提出“放管服”改革的生动具体实践。它从2014年开始探索，遵循“把方便带给群众、把复杂交给系统、把高效留给政府”的服务理念，于2016年在湖南省率先建立了“一门式”政务服务、“自治家园”大数据库和“智慧荷塘”手机APP三个相互匹配运行的系统，2017年11月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行政服务大厅称号。宁乡鹊山村的土地合作经营体现了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重大改革与探索，其“鹊山模式”跻身于2016年度中国改革十大案例。在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怀化市摸索出了“四跟四走”的重要法宝，即：“产业扶贫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致富能手带着贫困人口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在不少地方得以推广。作为湖南第一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县（市）之一，津市一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其中“绿色存折”制度作为2017年常德十大自主改革项目之一，从小处着眼，用微改革让百姓获得红利，也晋级湖南省首届十大改革创新案例。涟源市探索村级微权力风险防控体系，打通了反腐倡廉建设“最后一公里”，从源头上遏制了“微腐败”的发生，一跃成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改革案例之一，等等。
总之，我们从《报春花》中，不仅摸到了三湘大地的改革脉动，而且嗅到了中华民族的新春气息；不仅窥见了报告文学文体的躁动与流变，而且感到了文学审美形式的继承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我们看到的所谓“改革”与“问题”等流派或文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其实都密切相连、相辅相成。即有“问题”才须改革，改革又必然出现新的“问题”，而要解决新“问题”就要探讨原因、研究对策等。如此，也就自然出现形式上的“大而全”与“宏观综合”等。这一点，在贾鲁生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如他的《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亚细亚怪圈》《性别悲剧》与《第二渠道》等，都是这样：一方面肯定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又指出和探讨改革所引起的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对策等。所谓“大而全”与“宏观综合”，的确是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形式特征，一般认为它是1986年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等所开创。实际上，在此之前，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1983年）与《中国农民大趋势》（1985年）等“改革”报告文学就已开了先声。而在《报春花》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作者对此传统的继承，而且还窥见了其创新与发展。即它在整体上虽是“报春”，是以反映“新时代”改革的成绩与变化为主，但并未回避甚至还探讨了某些“问题”，具有思辨性。如在《村庄里的“绿色存折”》中反思，化解“垃圾围村”这个复杂的垃圾处理链条，运用“绿色存折”制度，还要在顶层设计，完善好考核奖励机制等四个方面做文章。《时间银行的喜与忧》写到：“养老难”是“社会一个绕不开的沉重话题”；而“时间银行”是一难得的好举措，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大力转变社会风气，遏制泡牌馆的歪风，培养年轻人的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以及“政府跟进”与“立法支持”等。《“花”落何处》说：“调整优化中小学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势在必行”“学校教育不能再撒胡椒面，要集中到一个更需要的点上来，好好解决一个大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城乡不能均等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是目前教育面临的老大难”，等等。总之，《报春花》既有“人”与“事”，有“点”和“面”，也有“改革”与“问题”，更有作者的“忧患”和“担当”等。同时，作品接地气、有温度，采访深入，资料翔实。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内在的发展潜力。
另外，就区域文学与乡土文学而言，《报春花》也有其重要意义。湖南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地位主要在“红色”题材方面；“问题”报告文学创作原来严重落后，近年来有所改观；而有关“改革”的创作则一直是其“短板”——至今为止，有份量和影响的作品，除上世纪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外，只有近年的《逐梦》与《乡村国是》等。这一点，如与山东相比，即可见出明显差距——早在上世纪80年代，山东就已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报告文学强大团队：除李延国与贾鲁生外，其重要作家还有李存葆、王光明与孙晶岩等。而《报春花》等作品的出现，则预示着湖南在这方面的落后局面将逐步得以改观。尤其是它不再局限于农村或某一地区，也不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人物，而是立足湖南，全方位鸟瞰、多角度透视，较全面、敏锐地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改革”，这不但在湖南开了先例，而且在全国恐怕也是最早者之一。就此而言，它的价值与意义不但不可否定，而且将载入史册。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现在的基层干部的改革创新意识不强、氛围不浓、理解不深，不会改、不善改、不敢改的现象仍然存在。从这一层面上说，这部书正是广大干部，特别是县乡村三级干部值得一读的有价值的好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