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

“妹子妹，跳上柜，屙泡屎长绿霉……”记忆里，母亲每每在讲这个谜语的时候，手里必然是拿着小豆腐块往铺满稻草的纸箱里放。年幼的我，蹲在纸箱旁，满心疑惑地望着那些横成行、竖成列的小豆腐块，怎么也想不明白，母亲口中“妹子”屙的屎，怎么就会和这些雪白的豆腐扯上关系。

在那个买布要布票、买米要粮票的年代，只有临近年关才舍得做霉豆腐，豆腐还得提前几天向豆腐社预定。只要是说做霉豆腐，师傅便将豆腐做的比平时老些。别小瞧这小小的豆腐，讲究挺多的，炒、煎、炸，不同做法对豆腐老嫩要求各异，而做霉豆腐，就得选择紧实又嫩滑的。这泡黄豆、磨豆汁、挤豆浆程序都一样，可最关键的是点石膏环节，对豆腐社的老师傅们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做霉豆腐的原材料，自然是多放点石膏。

天刚蒙蒙亮，河街的豆腐社门口已经非常热闹了。三三两两的人，有的端着香气四溢的豆浆，有的拎着一包白色水豆腐，或是一叠黄色的豆腐干。在雾气朦胧中，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石板，穿过狭窄幽深的巷道。循着豆香前行，眼前便豁然开朗，一长排木房子映入眼帘，那便是豆腐社的作坊。作坊里，大石磨、大灶、大锅、大铺台以及吊在半空、左右摇摆的大包袱，让人目不暇接。忙忙碌碌的师傅穿梭其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母亲来不及喝上一碗豆浆，便匆匆七弯八拐，穿过湿漉漉的街道赶回家里，背上背着沉甸甸的豆腐。

豆腐一到家，便被放置在有孔的筛子里，历经24小时，风干水分。此时，母亲取出舅舅送来的稻草杆，仔细铺在大纸箱里。随后，将紧实的豆腐切成约三厘米大小的方块，一层稻草杆，一层豆腐，码放得整整齐齐。承载着母亲年复一年“妹子妹”唠叨的纸箱，被稳稳地放置在柜子上。

纸箱是温室，稻草是温床，保温却又通风。豆腐们悄悄变化着，空气中似乎有了一丝丝的气味，一天比一天浓了些许。等我终于领会了母亲所说的“妹子妹”谜语的含义时，箱子里豆腐早就不是十多天前的那种白，它们已经被白色的毛毛团团裹住了，仿佛是穿了厚厚的毛衣。母亲早已调制好加入香料和盐的辣椒粉，她小心翼翼地将裹着白毛的豆腐块逐个在辣椒粉中翻滚，使其均匀地沾上一层鲜艳的红色，然后将它们层层堆码在干净的瓦罐里，密封静置。

密封静置的那三五天，似乎比发酵的半个月还要漫长。在满心期待中打开瓦罐，刹那间，那种臭中带着香，香中夹着臭的味道，让人忍不住口舌生津。母亲不慌不忙取出干净的筷子，轻轻夹出几块霉豆腐。要知道，这筷子可千万不能沾水，罐子也是要立马密封好，这样霉豆腐才能保存时间长些。

那泛着红光的霉豆腐，方方正正堆码在小碟子里，只需用筷子沾上一点点放入口中，瞬间，又香又臭、又辣又麻的滋味立刻让人胃口大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常常仅凭这一小碟霉豆腐，一家人便能吃下几碗饭，甚至碟子里残留的一点点小碎末，也要用米饭仔细地沾得干干净净，才肯罢休。霉豆腐，成了一家人餐桌上的主菜。

冬日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母亲会烤上几个糍粑，糍粑渐渐变得鼓鼓囊囊，中间空空的，冒着白烟。母亲从白烟喷出的地方，塞进一块霉豆腐。带壳糍粑的软糯遇到霉豆腐的软糯，那是一种神奇的味道：甜、香、脆、酥、麻、辣。咬上一口，霉豆腐的汁水顺着糍粑的缝隙流出来，赶忙换个方向咬，汁水却又立马流到了另一边。霉豆腐仿佛在此时也变得格外调皮，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吃完后都忍不住吮吸一下手指头，全然不顾嘴唇被辣得通红、舌头仿佛被火灼烧一般。

当装霉豆腐的瓦罐快要见底时，母亲便会往里面倒些水，小心摇晃瓦罐，然后用这水煮菜。加了霉豆腐汁水，菜别有一番风味，与此同时，罐子也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可谓一举两得。每当罐子被洗净，母亲又会开启新一轮“妹子妹，跳上柜”的念叨，着手准备下一次制作霉豆腐。而我们，也在对霉豆腐的回味无穷中，从年幼走向而立，再迈向不惑，这份独特的美味，就这样深深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