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澧 兰
我和弟媳很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好婆婆。几十年来,彼此和睦相处,亲如母女,婆婆人前人后把媳妇夸成一朵花。婆婆虽然不识字但识事,且记忆力强,又十分健谈,爱讲白话。婆婆的白话内容丰富,如一本无字的书,讲述她一生的历程,也折射出一个世纪的缩影。
婆婆大名邓大妹,勤劳善良,知情达理。她的一生,前半辈子苦难劳碌,后半辈子福寿双全,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先苦后甜”。她出生于慈利县喻家嘴岩门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年双目失明,家中一切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共生育了十个儿女,先后夭折七个,最后长大成人的仅剩婆婆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岩门坡地处慈利西部。解放前,这里“天高皇帝远”,贫穷落后,时有匪患,民不聊生。婆婆五岁那年,家乡又一次遭湘西土匪洗劫,烧房劫财掳女人,闹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她母亲带着全家出逃,星夜翻茅花界投奔竹叶坪亲戚。从此,一家人寄居于街道一角的一间破茅房,靠租地种,砍柴卖艰难度日。婆婆小小年纪,天天跟着大人上山割茅草把子。
那时,天下乌鸦一般黑。竹叶坪位于慈桑交界,是慈利通往湘西、湖北的必经之地。官兵、土匪、商贩、“三教九流”皆往来于此,穷苦百姓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婆婆说:小时候最恨的是土匪,最怕的也是土匪,躲土匪是家常便饭。在茅花界与竹叶坪之间,有一条峡谷叫浸峪,阴森可怖,十几里无人烟,两侧万丈峭壁,古木遮天。峡谷西边的半腰有几个天然大岩洞,是当地人们的避难之所。土匪来临,大家闻风躲进洞里,抽掉悬梯,用树枝茅草将洞口伪装,洞内的人观察得到外面的动静,而外人则很难发现崖壁上的岩洞。为免遭土匪抢劫,各家稍好一点的物资和粮食,皆藏于洞内,穷家小户的姑娘,更是以洞为家,婆婆就在洞中住过三年。有一次,桑植陈家坪的土匪队伍突然闯来,她的一个闺蜜被抓住,一群土匪将其蹂躏得晕死过去。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从此精神恍惚,疯疯癫癫。每每忆起,婆婆都疼惜不已。
那年,不满十八岁的婆婆,由父母包办,与小自己四岁的表弟(我公公)拜堂成亲。当时公公还是个在读初中生,个头矮小,少不更事,且调皮顽劣。婆婆说,拜堂时,却不见新郎,大家到处去找,结果发现他在塔外与一群男孩抢鞭炮玩。婚后,一米六五的婆婆,与矮她一载的小丈夫走在一起,都觉得有几分滑稽。回门时,路旁一群做农活的人好奇的议论道:“你看那两个人,说是两口子吧?男的好像还是个伢儿,说是两姊妹吧?又背个新姑娘细背篓儿,哈哈哈……”公公气得骂了几句脏话,摔掉背篓一溜烟跑了。从此,两口子回娘家,要不就是晚上走夜路,要不各走各的,公公远远地跟在后面。婆婆总像个大姐姐一样,不吵不闹,默默等着他。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婆婆与公公这对不被外人看好的姐弟夫妻,竟那样平平稳稳一直往前走着。几年后,年满十八岁的公公,已出落成一个英姿勃发的俊男。他悄悄报名参军,换了军装才告知家人,婆婆虽有千万不舍,为了丈夫的前途,还是坚定的支持他。公公一去十三年,远赴山东济南、泰安等地,在部队当过野战兵、上过军校、任过连指导员、军分区司令员秘书,从士兵一路干到营职军官,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光宗耀祖的“国家人”。婆婆顺理成了“光荣军属”、“光荣四属户”。可“光荣”的背后却是含辛茹苦的劳累辛酸,上要服侍公公婆婆,嗲嗲两代老人,下要哺育五个儿女。插秧割谷挑石灰,挑水砍柴扯牛草,白天队里捞工分,晚上洗衣做饭忙家务,既当女人,又当男人,轻的重的一肩挑,有时点着煤油灯还在地里干活。每天,婆婆都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呀转,纵有一肚子白话也没得空讲,也没人听她讲。
终于有一天,公公转业回乡,到公社卫生院任指导员。好不容易熬到夫妻团聚,可公公因在野战部队的艰苦环境中落下肺气肿、支气管炎等病根,成了“药罐子”,婆婆肩上又加了照顾公公身体的担子。那些年,公公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走资派”,不时挨批斗。婆婆不懂政治,但她坚信丈夫是被冤枉的,多次义正言辞的与“造反派”论理。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公公又被“造反派”押着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挂牌游乡,婆婆不顾一切地背上干粮和热水瓶全程陪游。一路翻山越岭,一村又一村。烈日炎炎,她让公公渴了有水喝,饿了有干粮吃。 而“造反派”们跟了一天, 又渴又饿又累,找到头头发牢骚:“这哪里是整走资派,分明是整俺自家,活受罪,不干了!”至今,三官寺还流传着多年前公公“游乡”的笑话段子。
婆婆不相信命运,待后来她生下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后,才发现女人难处多,老来福气也多。家庭和睦,生活快乐,子孙满堂,个个孝顺。她乐得合不拢嘴,或许是心情愉悦,或许是人老话多,渐渐地,婆婆变得越来越爱讲白话,而且精气神十足。有几次她和我母亲两亲家母睡在一床,一夜讲到了大天亮。为此,我老公笑“妈妈的白话牵了藤”,弟弟则给她取了个“白话佬”小名。婆婆毫不在乎:“我就是要讲,要讲,而今的社会只有这么好哒,我心里喜欢!”我则敬佩婆婆知足常乐,一身的正能量,哪怕身为一根小草,也应感恩阳光。
婆婆今年九十四岁,依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眼睛能穿针引线。深秋时节,我们陪她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老人家一踏进老屋,仿佛一下回到从前,那个忙啊,不是种菜、就是做针线活,还拄着拐杖背着背篓到收割过的田野捡粮食,说准备养鸡。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火塘边,红红的火焰温暖着整个屋子,婆婆又兴致勃勃讲起白话:从过去的苦难讲到今天的甜蜜;从红军、土匪、六少爷、邓保长讲到老屋的祖公祖婆、伯伯叔叔,七大姑八大姨……如放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
我和弟媳,还有喝得半醉的老公和弟弟,一边静静翻着手机,一边假装认真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其实,这些白话,我们已不知听过多少遍,早已耳熟能详,烂熟于心,此时只为哄她老人家开心而已。
我常想,公公五十六岁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婆婆因为没上过学,读不了书报,看不懂电视,用不好手机,讲白话是她唯一与人交流的方式。而随着时光渐逝,她的同辈、朋友、兄弟姊妹大多作古,可说话的对象越来越少。作为子女、后辈,抽出时间,静听老人讲述,与她一起回忆过往,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陪伴与孝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