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胜

朋友刘斌要我写篇祭文。他说：“我母亲这一生，年幼受苦，中年丧夫。凭一己之力，兴家业、育儿女、当爹妈。从农民到老板，着实不易。”

刘斌找我时，刚好看完《朗读者》。这期的《朗读者》是麦家写给儿子的一封信。麦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之后，唯一入选英国企鹅文库的中国作家。麦家说：“儿子青春期叛逆，十七年没有叫他一声爸爸，他不怪儿子，只怪自己，是儿子遗传了他的坏基因、坏脾气……”。

麦家有苦，可以写信。

而刘斌的母亲，是大山中的一位女能人，只能将苦熬成爱，用摧残身体的方式应对苦难。儿子能看见的只有佝偻的身躯。

与同龄人相比，刘斌是不幸中的万幸。十七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不到四十岁；那一年，他考大学，妹妹考初中，双双面临辍学；那一年，母亲开饭馆正缺人手，差点关门。也是那一年，母亲咬紧牙关，撑起一片天。往后的日子，兄妹俩苦尽甘来成为“富二代”。

刘母先务农，后经商。她所在的村叫龙尾巴。前人栽了几根毛竹，后人修了几栋毛房。以前叫穷山恶水，现在叫峡谷峰林。未开发前，刘母驶牛打耙、播种育秧样样在行。开发后，她给饭馆取名“聚贤山庄”。乍一听，有水泊梁山的味道。自丈夫去世后，她把自己当成汉子，忙于大堂、客房、厨房之间，走路跟小跑似的。

刘斌说，那时旅游刚刚冒头，偌大的景区只有金鞭溪一条独路，眼看游客在家门口排长队，干着急。母亲一不做，二不休，扯几块蓬布，搬几块门板，用几块乱石撑起锅灶，在水绕四门开起了露天餐馆。这“水绕四门”因四条溪水在峡谷交汇冲出一块沙洲，犹如“四门迎宾”而得名。这是核心景区的核心，赚钱像在自家菜园里扯箩卜——容易得很。短短几年，“露天餐馆”变成“聚贤山庄”。他母亲也摇身一变，身家千万，从农民到老板。

我是因刘母认识刘斌的。那年早春二月，虽然山顶上还有积雪，但岩壁上的樱花早已绽放，春的气息正悄悄地唤醒大地。一日，我正在乡政府办公，一名叫李发香的中年妇女找到我。只见她剪女式男发，穿职业西装，一看就是能干之人。她开门见山地说：“书记，我有事求你。”我问：“啥事情？“她回答说：“儿子的事。”

对刘斌母子我早有耳闻。母亲是“农民企业家”“三八红旗手”。儿子在校入党，一身肌肉像“罗汉竹”，曾获全省大运会二枚金牌，是女生心中的男神。我开玩笑说：“你求人？叫别人怎么活？”刘母见状，如放鞭炮。她说：“讲正经事，他父亲死得早，我把他当成宝，大学毕业，没有事干，让他竞选村官如何？”

大学生当村官，在当时还是新闻。我暗自窃喜，说：“行！行！行！”就这样，经党委考察，民主选举，刘斌高票当选。

刘斌当村书记，有母亲作后盾，村里的事顺风又顺水。没几年，刘斌由公子变公仆，成长为一名科级干部。

刘斌对组织感激万分，他说：“若没有这个机会，对自己严格要求，变好变坏真还说不准。”

凡事都讲缘分，我对刘母心存感激。跨世纪那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张家界划出红线，说景区是商业化的一个＂孤岛＂必须拆迁。消息一出，骂声一片。这哪里是拆迁？简直是要命！好多人拿着棍棒、铁铲严阵以待。还是这个李发香，站在台阶上力排众议。她说：“天还是那个天，为何过去穷，现在富？关键靠政府。没有政府，哪有旅游？凡事要讲良心，论损失，谁比我大？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端子孙的饭碗。”

谁能想到，张家界有名的“世纪大拆迁”是从一位妇人开始的。李发香，我敬佩她。

敬佩刘母的还有几十名贫困学生。那年，村里实行免费教育，还有资金缺口，刘斌找母亲商量：“妈！该怎么办呢？“刘母咪着眼晴看着儿子，爱意满满。她轻轻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村里出大头，我包葫芦口。”就这么一句话，她每年倒贴好几万元。陈前、邓樟铁是贫困生的佼佼者，他俩奋发上进，靠知识改变命运。一个在全国政协办工作，一个在武汉中铁任项目经理。对此，李发香骄傲，村里人自豪。

我因刘母认识刘斌，又因刘斌了解刘母。感情这东西虽不能用秤称，但交往是可以掂量斤两的。往后多年，我虽调离，仍像亲戚相互走动。村里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称呼刘母，要么姑嫂，要么姊妹，多一个字都显得陌生。到现在我才明白：刘母开店，为何叫“聚贤”？

斯人己故，青山作证。我又想起了麦家的那封信。洋洋万字，儿子只回一个带哭的脸谱。尽管如此，麦家哭了，他说：“终于可以交流了。”而刘斌、陈前、邓樟铁呢，只能面对黄土，低头感恩。

拿麦家与一个村妇说事，实属扯大旗做虎皮。我想，人不分贵贱，独有感情平等。仅此为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