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楚洲

中共密码通讯事业先驱张沈川是全党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中共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始人之一。在周恩来领导下，张沈川编制中共第一本无线电密码，为我党密码通讯事业奠定基础，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张沈川在隐蔽战线演绎着共产党员的传奇故事，写下了充满惊险的人生篇章。

张沈川一九零零年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阳和乡杨家坪村，苗族人。小时候，张沈川就读于渔浦小学。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在长沙求学时参加反日爱国运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张沈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担任青岛市学生联合会主席，与罗荣桓等人参加“青岛惨案后援会”，支援日商纱厂罢工运动的工人。

一九二六年，张沈川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参与创办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草拟组织章程，得到鲁迅赞扬。张沈川利用课余时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毛泽东等人校对讲稿，逐渐成为革命者。

一九二六年十月，张沈川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宣传干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随国民政府前往武汉，在迁移南昌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二月，张沈川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先遣队文书股长。七月，张沈川从九江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北伐军总政治部先遣队队长、国民党特务刘百川知道张沈川的身份后发出通缉令，张沈川遂于十一月回到慈利老家。

一九二八年七月，张沈川前往上海，找到党组织后担任法国租界党支部书记，住在法租界拉都路理发店楼上。一九二八年十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对张沈川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明天起，你就归黎明同志领导！”此日，中央特科无线电通信科长李强将张沈川调入该科。从此，张沈川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十一月底，张沈川用化名“张燕铭”报考上海无线电学校。张沈川在此学会收发电报技术，成为中共第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一九二九年五月，张沈川结业后，进入电台实习。张沈川在收发电报之时，不仅记住了电台常用密码，还抄了两本军用密码表交给党组织，为党获取情报。

党的“六大”召开以后，为加强党中央与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联络，周恩来安排建立无线电通信设施。一九二九年七月，张沈川在英租界赫德路租房，李强购买无线电器材，带领张沈川、贺培真制作了一部功率约为50瓦的发报机。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央决定建立电台。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无线电通信科在上海租了一幢房子作为秘密电台台址。无线电通信科长李强与报务员张沈川建立无线电通信基地，设立中共第一个无线电台——上海无线电台。中央采取措施，加强掩护。安排蒲秋潮与张沈川假扮夫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之后，周恩来指示李强到香港建立无线电台。到香港后，李强把密码本交给中共南方局，于一九三零年一月安装电台加密通报，一串密码化作电波，实现党中央与江西苏区中转站香港电台的首次无线电通信联络。执行沪港首次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的报务员就是中共密码通讯事业先驱张沈川和蒲秋潮。此后，周恩来又指示李强组织电台和人员到中共长江局和北方局建立无线电台。负责上海地下电台通报的张沈川因长期在深夜疲惫工作严重贫血。一九三零年秋天，张沈川又得了伤寒病。周恩来指示陈赓找医生为其看病，张沈川逐渐恢复健康。在上海，张沈川不仅白天担负秘密培训报务员的教学工作，晚上继续进行电台通报任务，工作十分忙碌。既要面临天线难以隐藏和使用大功率电台引发周边电压不稳带来的风险，又要经受身体仍然虚弱需由两人搀扶才能发报的煎熬，还要应对租界巡捕盘查，想方设法保持电台畅通。——这就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与何兰芬的原型之一。

一九三零年九月，李强与张沈川开办中共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他们采取分散居住、登门试教的办法，给黄尚英、喻杰生、王子纲等人秘密培训报务技术。学员结业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党内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上课时，突然闯进一批军警，搜出收发报机。张沈川等二十人被军警拘捕入狱，受到严刑拷打。但是，张沈川没有暴露身份，并写下长诗《狱中》，组织狱中难友与敌展开机智斗争。

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张沈川、方仲如等一批共产党员，经周恩来营救获释。根据上级指示，出狱后的张沈川回到湖南省从事抗日活动。张沈川利用统战策略，经同乡王育瑛举荐，担任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特派员。一九三七年六月，张沈川到慈利中学教书。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张沈川筹建“慈利抗敌流动剧团”，挑选积极分子三十多人为演员，先在校内表演《芦沟桥》《保山城》节目，边演边由师生组织募捐解决工作经费。放寒假后，剧团在溇澧两岸乡村演出。通过演出宣传抗日。一九三八年二月，张沈川任慈利县教育局代局长，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特殊工作。张沈川向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军第一九八师师长王育瑛宣传抗日道理，促使王育瑛为共产党做了有益事情。一九三八年，经张沈川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联系，介绍慈利中学有志青年于黎光、于蔚章、杨帆等人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一九三九年夏季，张沈川潜入国民革命军担任某部秘书。该师在大庸县剿匪之时，默许并且支持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陈楚在大庸县开展系列抗日活动，大庸县郭德山等进步青年被捕以后，被张沈川营救脱险，同时，张沈川因“容纳异党、袒护有色青年”而被撤职。

一九三九年九月，张沈川被转移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先后以国民党军官、公司经理等各种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

一九四六年八月，张沈川以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隶属于联合国救济总署）烟台办事处副主任的身份到国统区与战友一起破坏国民党利用联合国救济物资进行反共内战的计划。一九四七年初，胶东军区派遣人员与张沈川密商要事，借用大卡车运送战略物资。张沈川冒着被杀身的危险，调动四十八辆卡车，于深夜到达烟台市外三十里的车门镇，完成支前运输任务。一九四八年八月，张沈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被迫离开上海至香港，后乘船回到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张沈川身残志坚，继续为党工作。一九四九年，张沈川担任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研究组组长。正当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奋斗时，却因患肺结核被迫做改胸手术。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零年十月，张沈川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副厅长、厅长、党委委员等职，为新中国检察工作作出贡献。一九六零年底，调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为编纂文史资料做了大量工作。

张沈川曾遭受打击、迫害，但他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对同志负责，不写假材料，不作伪证明，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他将补发的万余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一九八零年六月，张沈川被调回北京，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国家安全部特约咨询委员。

张沈川于一九八一年离休以后，继续为我党、为社会做贡献。不顾年老体弱，自费邮发函件，甚至登门走访，搜集整理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其所著《1929－1949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发展概况》是反映隐蔽战线的宝贵史料。张沈川关心教育事业，无数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1991年7月，张沈川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