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舟

谢国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一生嗜好读书治学并爱好诗词书法。一九二五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凭着自己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

谢国桢十八九岁时，从河南安阳到北京投考学校，连续三年报考北京大学都没有成功。到了一九二五年，在他彷徨之时，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时的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国学大师。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谢国桢连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以教私馆为生。清华大学结业以后，梁启超先生惜才，邀请谢国桢到天津家中做他子女的家庭教师，并为自己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这段经历开始引导谢国桢走上读书治学的征途。

梁启超性情豪爽，对待谢国桢如子侄一般，平易近人。茶余饭后，梁启超喜欢和谢国桢谈天说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面对这位大学问家，谢国桢在求学方面，第一是不怕丢脸，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就马上拿小本子记下来。谢国桢和梁启超朝夕相处，使他受到了当时一流的史学教育。

有一天，梁启超十分高兴，他邀请谢国桢和子女围坐在一张长桌旁，讲解汉朝贾谊的《治安策》。梁启超吸着纸烟，一会儿背诵，一会儿讲解。等梁启超讲完之后，谢国桢问他：“先生背得这样熟？”梁启超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样能上《万言书》呢！”梁启超回忆起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的日子，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梁启超的博闻强记和坎坷生涯，让谢国桢非常震撼和感动。

在梁启超身边，谢国桢全面阅读了梁启超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过了两年，梁启超推荐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谢国桢在北京图书馆一待就是十年，开始是编辑馆藏丛书的目录，后来在梁启超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并从事明清史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谢国桢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叠石名家张南垣父子事辑》等著作，开辟了史学研究的崭新天地。

20世纪60年代，谢国桢遭受打击，但是他没有气馁，却把这段时间当成自己读书的大好机会，把两汉最基本的《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东观汉纪》《七家后汉书》《西京杂记》《三辅黄图》全部通读了一遍，并分门别类地做卡片，又把以前所搜集的明清野史笔记的资料，编成《明代社会经济资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资料选编》，为后期史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研究资料。

谢国桢先生的治学经历跨越了整整六十年，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读书治学必须不怕摔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治学之人，需要坚忍，认真，韧长。不能因人、因时改变，不可悲观。”谢国桢先生一生沉浸于读书治学，矢志不渝，他的这种执着坚韧的治学精神和无畏勇气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