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元军

近年来，张家界地方史研究中存在一些说法：有人认为远古时代古代大庸人在今天门山（古称“嵩梁山”）下、澧水河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城邦，“古庸国文明”很可能是巴楚文化的前身、河洛文明的近祖和华夏文明的基因，是孕育江汉文化、预衍中原文化的母体文化；有人认为古庸国被楚、秦、巴灭国后庸人南迁至今永定区大庸所一带，庸人怀念故土，故以“大庸所”“大庸溪”命名当地地名、水名等，并为当地带来当时先进的文化。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很多东西已无从考证，而建国以来诸多考古发掘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实物论据，故各种说法成立与否暂无法判断。本文仅从个人所知力争讲清古庸国的历史本像，从古籍的片言只语里尝试解读“方国”的概念以及“古庸国”的本来面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留待方家评说。

何为“方国”？

相传唐尧时期已有方国，宋代《路史·国名记》：“方，方国，帝尧时有方明”，指的是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地方性的小国。《诗·大雅·大明》：“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宋郑玄笺：“方国，四方来附者”。

方国大体上有三类：一为土著国，即土生土长、自然形成之国；二为分封国，即由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封建的国家。分封国有两种情形，一是褒封，即原来已经存在，由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以天下共主的名义建立一种名分关系，组成方国联盟；一是封建，即新的封土建国。如周初分封一批同性方国，这些方国是由周王朝派人去建立的新政权，具有明显的移民驻防作用；三为迁徙国，由于某些原因，一国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建国，迁后的国名或使用原国名或使用另外的国名。

方国一般都很小，孟子云：“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孟子·万章下》）。孔子修《春秋》，得见百二十国宝书，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方国（侯国）之多。

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与方国之间、方国与方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甲骨文中很多关于方国的记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方国征伐其它方国，如“方征于寻”“方征于吕微”“方其征于门”等，就是方国对寻、吕、微、门等小方国或部族进行征伐的记载；二是方国受商王的节制，奉王命的情况，如“方其大出，七月；勿令方归，八月；已卯卜贞：令归”；三是方国与商王室出现了矛盾，商王征讨方国的记载，如“今春王征方”“王惟伐方”、“王循伐方”等。从卜辞内容来看，商时方国有时互相征伐，有时奉王命行事，有时又与商兵戎相见。到了周朝末期，王室衰微，列国自擅，相互兼并，才导致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混乱局面。及至秦一统天下后推行郡县制代替原有的分封制，方国才自此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庸国的建立、发展、覆亡

由于年代久远，庸国的建立、发展、覆亡均难以找到实证，特别是周朝末期诸侯对不利于自己的前期史书加以销毁（孟子云：“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有关庸国的记载更是寥若晨星。

关于庸国的起源现已无从考证，庸在文献上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可见庸至迟在商代晚期时已经存在，宋代《通志》：“商时侯国”，宋代《古代姓氏书辩证》：“出自商、诸侯之国”，明代《永乐大典》：“殷时侯国”，民国《湖北通志》：“商时侯国”等均予以印证无疑。但庸国为何部族所建则不得而知，宋代的《通志》：“周不得姓之国”，元代《文献通考》：“姓爵具未详”。《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排在“西土八国”之首的庸国的爵位高于楚国、吴国等诸侯，说明早期的庸国国力还是十分强大。

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庸起源于三苗部落，产生时间大约在三苗部落集团在历史上消失以后的夏商时期。考古学的结论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证明这一观点，但也有其值得推敲之处。如黄万波《湖北房县樟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4期）就认为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南方旧石器时代其它文化有明显差异；李桃元《鄂西北史前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96年2期）：“樟树洞旧石器遗址等的文化内涵……很可能代表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另一支”。此地新时期时代的遗址如竹山霍山遗址、郧县清龙泉遗址等数十处遗址多属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出土稻谷、谷壳、兽骨、渔猎工具等，至少说明夏商之前在湖北竹山一带自七千多年前以来一直居住有一支较为稳定的先民，他们主要从事原始农业，辅以渔猎，过着富足的原始社会生活。这一时期对比古籍应为三苗部落集团时期。

能够说明庸在竹山极其附近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古籍中经常见到的“庸楚患”“庸与楚为敌”等等记载。要弄清庸为什么是楚患、庸为什么偏偏和楚而不是和秦、巴为敌？首先要对当时楚都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

《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丹阳为楚第一个都城（今湖北丹江口附近，地未定）。之后楚文王将楚国都城迁到鄢郢（今湖北宜城）。公元前504年，吴国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鄢郢），于是楚国又将都城从鄢郢迁都至载郢（今湖北荆州）（楚国郢都有两个，楚文王迁都至郢为第一个郢都，吴人拔郢后昭王迁新都城仍然叫郢都，前一个称为鄢郢，就是楚皇城，后一个称为载郢，就是纪南城）。也就是说，不论是丹阳还是鄢郢、载郢，春秋中期以前楚都距庸国都很近，奉行对外扩张的楚国和原住民庸国之间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楚自熊绎即开始“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受到楚扩张压力的庸才“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春，楚发生大饥荒，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人、戎人、糜人等趁机攻楚，楚人采取各个击破、联秦、巴合围破庸等战略攻陷庸国国都，庸国自此而亡，国土被三国瓜分，楚得庸之东、南疆土，秦得庸之北地，巴得庸之西地。

庸国国都在哪里呢？《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有方城亭”，《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湖北竹山县东南三十里”，殊无异议。20世纪80年代，竹山县城附近发现庸方城遗迹（见《春秋》1986年第4期），由于实物较少，暂未形成定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