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书为友，以书为鉴。在6月11日的2023张家界市永定区“书香永定·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王跃文《家山》读书分享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王跃文围绕其最新长篇小说《家山》与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副研究员胡艳琳以及与现场书友一起共话阅读，分享他的阅读和创作故事。本报记者整理了部分对话精粹，以飨读者。

■胡艳琳：您是如何爱上读书和写作的？每个人都有启蒙人，您在写作方面的启蒙人是哪位？

王跃文：我的启蒙老师准确来说应该有两位，一位是在我小学二年级时的学校校长。当时学校组织我们看电影《红灯记》，并要求高年级的学生写观后感。虽然当时的我还没有被要求，但还是写了一篇作文并且直接就交给校长，然后就得到了他和很多老师的表扬。后来我回忆那篇文章其实可能不到200字，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也不见得写得有多好，就是文章中用了几个成语，比方说“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等等，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人表扬，于是乎受到鼓舞的我就开始喜欢上了写作。

第二位是我高一的老师向明。在看完根据周立波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后，我写了篇观影感作文，他夸我写得好，可以考虑以后当一个作家，然后就给我介绍周立波。那时候作家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也是非常遥远的，而周立波是一位湖南人，感觉距离特别近，对我以后继续热爱文学，立下文学创作志向有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有一次，向老师为我们声情并茂地讲解《党员登记表》的故事后，更是让我彻底热爱上了文学，从此文学的种子就在我心里悄然发芽了。

■胡艳琳：您还记得，第一次把您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在什么时候吗？

王跃文：之前我一直讲的是1988年8月8日，4个8字，是个很吉利、适合做生意开张的好日子。但后来湖南日报的朋友仔细查了一下，我的第一篇散文《书房》应该是1989年8月8日发在《湖南日报》湘江副刊上的。当时我还在政府办工作，每天都写写公文，按说孔子的话就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于是就写了第一篇作品，很高兴得到了《湖南日报》的发表。我高兴的不光是自己作品终于变成铅字，更高兴的是在老家小县城的文坛也引起了轰动，让我感觉对文学的热爱得到了肯定。

■胡艳琳：很多作家的书都面临被盗版的现象，您的很多书籍也不例外，您是如何看待盗版呢？

王跃文：对这件事更多是无奈吧，很难彻底杜绝，所以我只能调整心态，把它看成是读者对好书的另外一种“奖赏”。

■胡艳琳：我们看到您在很多场合谈到过，您当时创作《家山》的动机，也是看到了您家族的家谱，并且您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把书名定做《家谱》的，后来为什么又改成《家山》了？

王跃文：首先，在这本小说里，从人物到主要故事都有大量的原型，他们都是在我重读家谱后了解到的。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但当我重读家谱，发现家谱里记载的王楚伟等人都是那个时代参与剿匪的英雄时，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作为作家的职业愧疚，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于是有了我创作这个小说最初的动机，所以一开始定名为《家谱》。但是这本书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南方的小乡村，更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于是在完书后改名为《家山》，整个书的格局便得到了很大提升。

■胡艳琳：其实在我们民间隐藏着很多王楚伟这样的人士，您是不是在潜意识当中有给他们写一部传记的念头？

王跃文：首先，王楚伟就是小说《家山》里陈齐峰的原型。其次，在我写的时候，我认为传记不光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对一个民族过往的描写。我们现在要往前走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继往才能够开来。

我在《家山》里面写到的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情感史，包括他们经历过的苦难，在大的历史面前的一些抉择，通过故事自然而然的慢慢地去呈现。通过描写这些人物，进而描写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在百年历史巨变当中他们遭遇的故事，然后慢慢地从个人到乡村或者到社会到国家不断地往前走的一个历史，希望能够为这段历史立足。

■胡艳琳：您的家乡溆浦是革命先烈向警予的家乡，但您的《家山》并没有正面描写英雄人物，您在选择人物、塑造人物、展开故事情节时，为什么会选择一些“小人物”？在人物与素材选取上，您经过了哪些考量？

王跃文：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就是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举个例子，中国读者很熟悉的19世纪法国三位大作家，巴尔扎克、斯坦达尔和大仲马，这三位作家中故事编得最好的是大仲马，但是在文学史上大仲马只是被称为通俗小说之王，而巴尔扎克和斯坦达尔都被称为伟大的作家。我在小说里描写的虽然都是普普通通的故事，但就是这样的故事，才能够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读者在阅读时才能产生共鸣，才能让故事中的历史更为广泛地流传与记录下去。

■胡艳琳：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很多关于婚丧嫁娶、民俗以及一些生活习惯的描写，每一个都不一样，想问下您是从哪些地方了解到的？毕竟您说您从19岁就出远门了。

王跃文：虽然我19岁就出远门了，但是我小说里面写的这些婚俗葬礼，我在19岁之前就见了很多，从小就见到，到现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其实还是那样，比方说我们那边新娘子出嫁的时候要哭嫁，还有打新郎等等。特别是我们家乡的葬礼让我感到非常震撼，葬礼出殡的时候，用长长的白布围起来像一艘船，把棺材围在里面……这些都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胡艳琳：看过《家山》的人，都会对小说的语言风格印象深刻，《家山》这本书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里面有许多方言的运用让我们大湘西的人感到很熟悉，您是如何有自信让所有人包括湘西以外的读者都理解呢？

王跃文：方言俚语是我小说的一个特点。整本书语言色彩很丰富，既有方言，也有很典雅的书面语言，也有当事人写的书信、公文等等，都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由地转换绝不勉强。

频繁使用方言俚语是为了表达的需要，如果让一个老乡说标准的普通话，那就太假，不便于传承语言的意图，普通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简从俗从一，而语言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任何的方言也都是有来历的，不是乱说的。

比方说，老人们看到小孩子玩耍过头就会说“别犯夜”，“犯夜”就是闯祸，这是古时候有宵禁留下来的一个说法。

再比如，我们读书人做比喻是为了修辞，老百姓为了表达得生动形象而打比方是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词，通常是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来找，我小说里面写到“瞪得好大的一双眼睛就像箩筐”，因为箩筐在乡下人的生活中最常见，这种比喻手法也更加生动形象。

■胡艳琳：在书面语言的运用中，往往一两个字就能看出作者背后是否“接地气”，您在写作中是如何来考虑的？

王跃文：我文学语言的来源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学，再就是民间生活语言。像我这部小说里面有大量那个时候公文、书信的仿写。其实这种仿写用一个评论家的话说，就是要写得有旧气、要有那个时代的气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对这一个作者的文史功底和他的文词功底都是一个考验，当然这也和我长期的阅读积累和写作时候查找一些资料史料去对照的仿写等等都有关。

■胡艳琳：《家山》这部小说有54万字，除了主要人物外，还有大大小小100多个人物，您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框架或者提纲？

王跃文：我没有这个习惯。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习惯，我的写作包括中长篇，都是先会因为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物形象的原型触动我，然后开始有写一个短篇或者长篇的想法。开始写了以后，对这些人物故事大致走向心里有数。写的时候可能最后的结果跟自己最初的设想会有出入，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学创作的规律。

当你按照现实主义的手法，遵循生活本来的样子或者应有的样子，这里面故事人物会自然地去成长。比方说我小说里面写的陈有仙，最早我写的时候，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混混，但是我写着写着，写到最后他变了，因为受到抗日将领陈少夫的改造，后来成为英勇的抗日战士——在书里，人物他会自己成长。

■胡艳琳：在《家山》这部作品里，您最喜欢的是哪个人物？

王跃文：我着力塑造的人物我都非常喜欢，比如说孤儿陈有喜，这个人很聪明，很勤劳，又知恩，很仁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普通农民形象。我小说里面的女性应该说是各有面目，各有神采。

■胡艳琳：您也是多次来到我们张家界，我看到您的很多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张家界，您也是多次到我们这边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您能对我们张家界的读者说一点什么吗？

王跃文：我非常喜欢张家界。第一次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记得坐在天子山上贺龙公园铜像的旁边。那个时候没有栏杆，那一天我坐在那里看下面的云海，太美了！张家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这方山水一定会养育出更多优秀的儿女。

张家界的文学创作氛围也一直很好，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优秀的诗人。希望在这一方美丽的山水间，诞生出更多的好作家、好诗人、好文艺家，诞生出更多好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反映这一方山水的文艺作品。

文字整理/全媒体记者 宋美慧 罗俊杰 图片/全媒体记者 曾甲长 张林海